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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同样的激励机制,不同的人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研究当中,我们发现的恰恰相反,是学文科背景的领导人更加注重民生方面的支出。”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这个事儿,跟最近有一篇文章在网上传播得非常广有关,这篇文章对于文科生可以说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它讲了一个事,就是说在中国希望能够提高理工科学生的比重,因为文章中提到,在东南亚国家,由于文科生比重太高,导致这些国家发展停滞。且不说这样一个观点,是不是有真正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依据,我来给大家讲讲中国的情况,其实即便这样的事情在别的国家是存在的,我们在经济学研究里面要讲“外推有效性”,也就是说不能随便把一个国家的发现推广到另外一个国家。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就是关于中国的一个事情,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研究当中的发现。大家都知道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实施了所谓叫分税制的改革,在这场改革以后,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有大量地被缴纳到了中央层面,于是导致了地方政府层面的财力有所下降,它的财政的自主度也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地方官员又面临着最大化本地的GDP增长和税收这样一种激励,所以大家就拼命去发展经济。其中发展经济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增加投资,特别是基本建设投资,其中有大量的实际上是基础设施。于是我们有一个研究就去看,什么样的地方官员,他更加倾向于去增加基本建设这样的投资,而相应地减少其他的比如说科学、教育、文化、卫生这样的一些民生支出,我们就注意到了学科背景这样一个特征。
 
其实早在我们的研究之前,就有一些教育学的研究指出,理工科的学生相比较而言,更加具有激励反应的这样一种导向,也就是说如果你给他一个比较强的激励,他就会去追求这样一个目标,而文科的学生相对来说比较有更加长远的发展的观点。于是我们就去研究了地方官员的学科背景,我们就发现,一个地方官员,如果他在接受大学教育的时候,学的是社会科学和文史哲之类的这样的一个学科背景,那么他所在的这个地方,科教文卫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就要上升1.3个百分点左右。而相应地来说,学理工科的背景的领导所在的地方,科教文卫支出的比重就要更低一点。考虑到一个地方的财政支出占这个地方的GDP的比重大约在20%左右,所以1.3个百分点的差距实际上已经是比较高的了。
 
当然,我们在研究当中也排除掉了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是不是因为这个地方官员的履职背景,是不是因为他的一些社会关系网络,是不是因为因果关系倒置——是因为有些地方科教文卫支出比较低,所以才派了这样的官员过来,——这些因素都给我们排除掉了。
 
其中最为重要的,我想给大家看一张图,因为我们在实证研究当中非常讲究因果关系识别,所以我给大家看一张图,就来做一下文科的领导和理工科领导的对比。
你们可以看到在这张图上面有两条线,其中绿色这条线就代表在地方官员换人(文科领导)之后,它的科教文卫的支出占比,而黑色的线就代表在地方政府换人以后,它的这个领导人是学理工科出身的。大家可以看到,在换人之前,这两组地方的科教文卫支出的比重几乎是没有任何差别,但是一到换人以后,文科领导所在的这个地方,它的科教文卫支出就明显地上升,而且是逐年上升。但是在理工科背景的领导所带领的这个地方,它的科教文卫支出的比重就有所下降。通过这样一个对比,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两组地方在换人之前占比几乎是一样的,但是就由于换了地方领导,而这个地方领导的学科背景的差异,就导致了这个地方的科教文卫支出比重的差异,一个是上升一个下降。
 
所以通过这样一个研究,我们想告诉大家,其实在中国的地方实践当中,我们一直讲到中国的地方官员有注重经济发展,但是不太注重其他方面的支出这样一种表现。我们的研究告诉大家,其实对同样的激励机制,不同的人的反应也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研究当中,我们发现的恰恰相反,是学文科背景的领导人更加注重民生方面的支出。
 
好,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事儿就想澄清一点关于文科生的偏见,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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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

陆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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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工作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作为兼职(客座)研究员受聘于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和日本一桥大学。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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