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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文明】乡土中国的现代化 ——乡村基层治理中的政府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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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  信息


王丹利、陆铭,2020,《乡土中国的现代化——乡村基层治理中的政府和社会》,《学术月刊》,第7期,48-56页。



· 摘要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乡村社会治理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应处理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充分发挥传统社会资本与现代资源配置机制的互补。我们的研究发现,传统乡村治理结构在当前乡村社会仍然在发挥作用,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传统资源配置机制的弊端在逐渐弱化,而其有利的一面依然保持。经济发展进程本身会自动淘汰传统资源配置机制的糟粕,保留其有利的一面。因此,政府可利用传统乡村治理结构中有利的一面,与之良性互动与配合,毋须急于去取代它,更要警惕基层政府的滥权之害。



 ·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乡村的治理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了在乡村建立一个与市场化和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政府在乡村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包括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推进新农村建设、开展“移风易俗”活动、打击宗族势力等等,以期能够逐渐消除传统的依赖宗族和血缘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重建一个与市场和法制相适应的当代资源配置方式。这样做似乎是有其理论基础的。现有的理论一般认为,传统社会依赖宗族、血缘的资源配置方式更适合农业社会,当时人们的生活范围和交易范围非常小,金融市场、社会保障体系等又不发达;而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完善程度的提高,传统资源配置方式已经不再适合,现代社会的资源配置机制应当是市场、法制与政府(Greif,2006;Greif and Tabellini,2010,2017)。


 但是,相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乡村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否认,市场和法制已成为现代社会的共同追求,传统的基于宗族和血缘的资源配置机制将最终被市场和法制所取代。但是现实中,在中国广大乡村地区,由于市场和法制发育程度较低,传统社会遗留的资源配置机制仍然可能在发挥比较大的影响。在乡村治理体系转型过程中,传统社会资本的影响是无法回避的。那么,在当前乡村社会发展中,传统社会资本对乡村社会发展到底起着促进还是阻碍作用?我们是应该彻底打破传统社会资本,同时用现代机制去替代它,还是应该顺势而为,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利用传统乡村社会资本的优势?


直到今天,我国仍然有40%的人口生活在乡村(中国统计年鉴,2018),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对我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人口大国来说,不管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哪一步,乡村都不可能消亡。中央也越来越重视乡村治理,在2019年6月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中,中央强调要“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夯实乡村振兴基层基础”。而在改进乡村治理结构过程中,政府也越来越意识到不能忽视传统社会资本。在《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中,政府开始强调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即“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在随后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要“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在上述大背景之下,本文的研究旨在厘清传统社会资本在当前乡村社会发展中起的作用,为如何规避传统社会资本的弊端、并实现与其良性互动与配合提出政策建议,同时也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乡村治理体制提供学理依据。



 · 结论


本文探究了传统社会资本在当前乡村社会发展中起的作用。我们发现,一方面,传统社会资本不仅能够促进乡村村民集资提供公共设施,还能促进政府在乡村公共支出的效率;另一方面,虽然传统社会资本的弊端在今天的乡村依然存在,但是,其弊端在现代化进程中被削弱了。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深化,中国社会最终会向市场和法制社会过渡。但是,在转型时期,传统社会资本在乡村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意味着政府以往在乡村进行的一系列旨在彻底打破传统社会资本的措施可能并不适应当前乡村社会发展现状。


 政府也逐渐意识到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作用,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与其打破传统社会结构,不如顺其自然,利用传统社会资本的有利一面。在2019年6月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中,政府开始强调要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即“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在随后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中央也提出要“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这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石,也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转型、增强广大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内容。本文的研究正为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提供了理论支撑。


 最后,一个尚待研究的问题是,传统的依赖宗族和血缘的资源配置机制会不会影响城市经济和社会结构。理论上,随着城市化进程中乡村人口流入城市,传统乡村社会资本会被带入城市,并影响城市社会发展。现有的研究已表明,传统宗族网络会影响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资源配置(郭云南和姚洋,2013),也会作为一种非正式金融制度,影响民间借贷(Zhang,2019;Deng et al.,2019)。然而,关于宗族网络是否会导致当地人们更信任“内部人”,不信任法制和政府,从而影响我国的市场化和法制化进程,迄今为止还没有相关经验证据;而且,迄今为止也没有直接证据讨论传统资源配置机制在城市的影响是否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加深而发生变化。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研究,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在城市的现代体制构建过程中传统社会资本的作用,这对完善我国市场机制和法制体系、实现经济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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