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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疫情之下,更要加快让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产生失业等问题,应该通过在城市建立更加完善的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要让农民工“市民化”。
 
 
  这次疫情主要冲击了中国的服务业和出口行业,对于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农民工群体冲击非常大。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在“疫情下的农民工就业状况与促进”论坛中指出,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受到冲击,从而产生失业等问题,应该通过在城市建立更加完善的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要让农民工“市民化”。
 
城市劳动力市场需要“农民工”
 
  陆铭表示,农民工是劳动力的供给。大量研究表明,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低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之间是互补的关系,一个城市越是发展到产业升级的阶段,高技能产业和高技能劳动力数量越多,它对于生产环节中一些辅助的岗位需求就越多。而满足生活服务业需求的劳动力供给,也大量来自于低技能劳动者。所以这个群体对于提高整个城市的生活质量,对于人才的吸引力,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仅如此,农民工群体本身就是一个城市消费的来源。根据研究,在所有的个体因素全部控制了以后,外来人口比本地人口的消费要低16%-20%。这种情况既不利于农民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也不利于中国形成内需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由于农民工群体大量存在家庭分离的情况,他们就会把自己挣的钱大量汇到农村老家。与此同时,他们就会缩减所在地的服务消费。而所在地的服务消费,同时又是大量就业人口的就业岗位来源,所以它对于所在地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产生了连带的负面作用。
 
2035年中国将形成四个人口极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城市化率也相应提高,不管是在其他国家还是在中国,都是这个趋势。未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进城,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
 
  当前,中国GDP在空间上集中在少数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以及南方一些大城市周围,是创造经济活动和就业更加活跃的地区。经济发生集聚效应是全球普遍规律。而跟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经济集中程度其实并不高。
 
  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分布比GDP分布在空间上更加离散,而且人口的重心偏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山东、河北,甚至东北等地区人口在流出。中国未来的人口重新分布,将继续沿着已经发生的趋势,向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以及中西部一些国家级中心城市附近的都市圈集中。”
 
  陆铭称,根据对中国未来的人口空间分布的预测,到2035年左右中国将形成四个人口极,一个在北京、天津区,第二个围绕上海的长三角地区,第三个在珠三角区域,第四个在西部重庆、成都区域。
 
推动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制度
 
  当前,移民仍然大量集中在大城市,而这里又是户籍改革相对滞后的地方。尽管到目前,我们已经是放开了城区500万人口以下城市的户籍,但是在城区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仍占流动人口的近50%。这意味着,无门槛落户仅仅覆盖到略超过一半的外来人口。
 
  而在特大城市,这个问题更加明显。在北京和上海,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40%。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在京沪两地,居住超过五年的外来人口超过一半,而居住超过十年的人口,约占外来人口的20%,这些人口的市民化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紧迫局面。
 
  大城市创造了大量就业,吸纳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但是这些城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教育还不能完全覆盖到这部分的流动人口,于是就产生了大量留守儿童的问题。在中国的留守儿童群体里,大约20%的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就在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工作。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也提出,要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优势地区的经济和人口的承载能力。其他地区就更加注重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要保障民生底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发展中营造平衡。这里的平衡不是指经济资源和人口的均匀分布,而是在指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人均GDP要走向均等化。
 
  最近的政策方向是,在户籍制度方面,要推动超大和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制度,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要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在不同城市之间的居住年限未来可以累加,然后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在公共服务方面要推动公共服务和常住人口挂钩,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
 
  “此外,在既有政策里,基础的义务教育向外来人口有条件开放,但高中以上的教育基本上是不开放的。如果未来十四五期间,一旦十二年义务教育制度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加快的话,在中国的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将会形成高中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陆铭说道。
 
  他说,反过来,乡村振兴要走过的道路,是“人出来,钱进去”。未来一部分农民会留在城市工作,一部分留在农村的农民就可以搞农村的规模经营化。农村通过减少人口,使得人均的资源占有量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与此同时,对于自愿选择留在农村的居民,政府可以提供一些扶持和投入。总而言之,愿意流动的农民,要能流得出来,并且能在城市里长期居住、稳定下来。不愿意流动出来的农民,要去帮助他在农村提高收入水平,减少贫困,提高公共服务和生活质量。
 
  来源:2020-07-06 《劳动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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