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铭：疫情之下，更要加快让农民工“市民化”-陆铭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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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工产生失业等问题，应该通过在城市建立更加完善的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要让农民工“市民化”。

　　这次疫情主要冲击了中国的服务业和出口行业，对于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农民工群体冲击非常大。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在“疫情下的农民工就业状况与促进”论坛中指出，在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受到冲击，从而产生失业等问题，应该通过在城市建立更加完善的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要让农民工“市民化”。

城市劳动力市场需要“农民工”

　　陆铭表示，农民工是劳动力的供给。大量研究表明，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低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之间是互补的关系，一个城市越是发展到产业升级的阶段，高技能产业和高技能劳动力数量越多，它对于生产环节中一些辅助的岗位需求就越多。而满足生活服务业需求的劳动力供给，也大量来自于低技能劳动者。所以这个群体对于提高整个城市的生活质量，对于人才的吸引力，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不仅如此，农民工群体本身就是一个城市消费的来源。根据研究，在所有的个体因素全部控制了以后，外来人口比本地人口的消费要低16%-20%。这种情况既不利于农民工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也不利于中国形成内需推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由于农民工群体大量存在家庭分离的情况，他们就会把自己挣的钱大量汇到农村老家。与此同时，他们就会缩减所在地的服务消费。而所在地的服务消费，同时又是大量就业人口的就业岗位来源，所以它对于所在地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产生了连带的负面作用。

2035年中国将形成四个人口极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城市化率也相应提高，不管是在其他国家还是在中国，都是这个趋势。未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越来越多的人进城，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

　　当前，中国GDP在空间上集中在少数地区。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以及南方一些大城市周围，是创造经济活动和就业更加活跃的地区。经济发生集聚效应是全球普遍规律。而跟发达国家相比较，中国经济集中程度其实并不高。

　　与此同时，中国的人口分布比GDP分布在空间上更加离散，而且人口的重心偏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山东、河北，甚至东北等地区人口在流出。中国未来的人口重新分布，将继续沿着已经发生的趋势，向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以及中西部一些国家级中心城市附近的都市圈集中。”

　　陆铭称，根据对中国未来的人口空间分布的预测，到2035年左右中国将形成四个人口极，一个在北京、天津区，第二个围绕上海的长三角地区，第三个在珠三角区域，第四个在西部重庆、成都区域。

推动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制度

　　当前，移民仍然大量集中在大城市，而这里又是户籍改革相对滞后的地方。尽管到目前，我们已经是放开了城区500万人口以下城市的户籍，但是在城区5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仍占流动人口的近50%。这意味着，无门槛落户仅仅覆盖到略超过一半的外来人口。

　　而在特大城市，这个问题更加明显。在北京和上海，外来人口占常住人口的40%。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在京沪两地，居住超过五年的外来人口超过一半，而居住超过十年的人口，约占外来人口的20%，这些人口的市民化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紧迫局面。

　　大城市创造了大量就业，吸纳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但是这些城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教育还不能完全覆盖到这部分的流动人口，于是就产生了大量留守儿童的问题。在中国的留守儿童群体里，大约20%的留守儿童，他们的父母就在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工作。

　　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也提出，要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优势地区的经济和人口的承载能力。其他地区就更加注重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要保障民生底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发展中营造平衡。这里的平衡不是指经济资源和人口的均匀分布，而是在指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人均GDP要走向均等化。

　　最近的政策方向是，在户籍制度方面，要推动超大和特大城市调整完善积分落户制度，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要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在不同城市之间的居住年限未来可以累加，然后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在公共服务方面要推动公共服务和常住人口挂钩，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

　　“此外，在既有政策里，基础的义务教育向外来人口有条件开放，但高中以上的教育基本上是不开放的。如果未来十四五期间，一旦十二年义务教育制度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加快的话，在中国的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将会形成高中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问题。”陆铭说道。

　　他说，反过来，乡村振兴要走过的道路，是“人出来，钱进去”。未来一部分农民会留在城市工作，一部分留在农村的农民就可以搞农村的规模经营化。农村通过减少人口，使得人均的资源占有量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与此同时，对于自愿选择留在农村的居民，政府可以提供一些扶持和投入。总而言之，愿意流动的农民，要能流得出来，并且能在城市里长期居住、稳定下来。不愿意流动出来的农民，要去帮助他在农村提高收入水平，减少贫困，提高公共服务和生活质量。

　　来源：2020-07-06 《劳动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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