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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网财经讯 6月28日,中国城市百人论坛之2020青年论坛第三场于线上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中国城镇化的未来之路:资源环境约束下的消费,集聚与平衡”。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在论坛上讨论了城市密度和消费之间的关系,他表示,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大家会消费更多的服务;当消费更多服务时,大家会更加介意消费的质量和多样性。
 
  为解决消费多样性和高质量服务的问题,陆铭认为需要通过高密度来解决,因为密度的提高可以减少人与人之间进行见面的成本,减少了生产和消费服务的成本。
 
  而高密度体现在三方面:
 
  城市化。人口从农村到城市,服务会更好、更多样。
 
  小城市到大城市会有更多更多样性的服务。
 
  大城市内部,中心城区、市中心会有更多更好更高质量的服务。
 
  以下为发言实录:
 
  我的报告题目是“中国消费城市和服务业的发展”,也是从新冠疫情开始讲起,这次新冠疫情开始之后,因为疫情首先发生在武汉,又有很多声音出来,反对大城市,反对高密度,甚至反对我们在城市规划里已经得到共识的“街区制”。在这个问题上,首先应该澄清的一点是,疫情的产生和传播相关的密度是指在群聚意义上的密度,而不是城市的平均人口密度。包括这次在北京发生疫情以后,其实只要把群聚意义上的密度和社交距离保持阻断以后就没有问题了,城市平均人口密度还是会对经济活动有利。甚至在这次疫情防控期间,像北京能够很快速地去做全面核酸检验,其实是城市平均人口密度在发生规模经济的效应。这点我首先要来澄清一下。
 
  在这个基础上,如果真的相信城市人口平均密度是和疫情有关系的,我们做个思想实验,把城市人口规模和密度降低20%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疫情的传播不会发生什么太大变化的,但今天要回答的是,如果城市平均人口密度下降了20%,经济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就要去讨论密度和消费之间的关系,先从人性开始讲起。
 
  有两个基本的人性是非常容易得到大家的共识,
 
  第一,收入水平提高以后,大家会消费更多的服务,因为这是和人的基础性消费很容易饱和有关。
 
  第二,当消费更多服务时,大家会更加介意消费的质量和多样性。
 
  这是基于人性非常容易得到共识的两个判断。
 
  接下来,服务业的特性是什么?
 
  第一,绝大多数服务业是不可运输的。
 
  第二,绝大多数服务业是不可储藏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要消费多样性和高质量的服务怎么办?从经济发展规律角度来看,人们通过高密度来解决,因为密度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通过密度的提高就减少了人和人之间进行见面的成本,减少了生产和消费服务的成本。高密度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体现在三条上:
 
  1、城市化。人口从农村到城市,服务会更好、更多样。
 
  2、小城市到大城市会有更多更多样性的服务。
 
  3、大城市内部,中心城区、市中心会有更多更好更高质量的服务。
 
  给大家看一些数据,这是我和钟粤俊,还有复旦大学奚锡灿共同开展的一个研究,这个研究的论文版本估计会在《管理世界》很快发表,到时候大家可以找我们正式论文来看。我把我们研究当中的主要结果给大家报告一下。
图1
 
  首先,在全国对比一下城乡之间第三产业的差别,(图1)上面是城镇,最下面一条线是农村。城市和农村第三产业就业差距是个巨大的鸿沟。还可以在国际视野里看城市化的水平和第三产业在就业当中所占比重的关系,这里分了两组国家,蓝色是OECD国家,红色三角是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哪个组别里,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国家都是服务业在就业当中所占的比重越高。
图2
图3
 
  再看不同城市规模的差异,在这张PPT上有两个图,(图2)把城市分为两组:非大城市和大城市;(图3)把城市分为三组:特大城市、大城市、非大城市。可以看到越大城市规模的城市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就越高,尤其是特大城市的服务业占比是越高的。
图4
图5
 
  人口密度与三产之间的关系。(图4)三产GDP占比;(图5)三产的就业占比,两个相关性都是正的。图背后有计量经济学模型,今天会议我就不汇报了,会后大家可以找我们发表的论文版本来看。
图6
 
  刚才对比了城乡之间和城市之间,现在看城市内部。我们以上海为例来看,我们借助大数据的办法,这里我们找了大众点评的大数据,就看一个指标,就是餐饮服务,可以看到餐馆的分布在图六上高度集中在上海内环以内,颜色越偏暖色说明越多,这仅仅是数量维度集中在市中心;
图7
 
  第二个维度是质量,用大众点评餐馆好评数(图7)来表示它的质量,也是同样集中在内环以内,往中环有一点。
 
  最有趣的是图8,多样性,颜色越深表明餐馆菜的属性品类就更加多一点,也是高度集中在外环以内,尤其是内环以内的。这验证了前面的一个问题,服务业的数量、质量和品质、多样性都和人口密度有关系。
图8
图9
 
  这里还补充了公共服务的图(图9),左边是学校,右边是医院,也可以看得出来高度集中在市中心,尤其是医院服务。
图10
 
  生产方面,我们借助城市数据团给我们提供的数据,2000-2008年两轮经济普查期间(最新的经济普查数据还没有拿到),可以看到图10.1新增生产性服务业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区;图10.2新增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岗位就更加集中在中心城区;图10.3生产性服务业的营收,比前面两个指标又再更加集中在中心城区。
图11
 
  当消费和生产性服务业都集中在市中心,人的就业也会大量集中在市中心。(图11)我和彭冲通过手机信令数据来做的分析可以看到,(左图)白天上海人口高度集中在市中心;(右图)晚上就开始往市中心外围居住地扩散,就是通常讲的“职住分离”的问题。
图13
 
  再把中国服务业放到世界去做比较,这张图我们做了跨国比较,也是我和钟粤俊、奚锡灿做的研究
 
  (图13)。我们收集了其他国家,主要是发达国家,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以后,它的服务业在GDP和就业当中的占比,左边是GDP的占比,右边是就业的占比。我们画了一条拟合线,其他国家也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服务业的占比就提高了。下面一串红色标出的是中国的轨迹,我们把所有的国家都拉到可比的人均GDP阶段上,可以看到,在任何一个经济发展阶段上,中国的服务业就业占比和GDP占比都是低于其他国家的。而且特别有趣的是右边这张图,在经济发展早期,我们和其他国家还没什么差距,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逐渐提高,服务业在就业当中所占的比重和别的国家走过的路径出现越来越大的偏离。这就引起我们一个思考,中国“受抑制的服务业”和我们城市发展的路径有没有关系?
 
  由于前面讲到服务业的重要性,因为经济到工业化阶段,服务业越来越重要,服务业又受到抑制,又讲到密度对服务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这里回顾一下城市相关政策,我们梳理了三个方面的政策。
 
  第一,人口流动障碍(尤其是户籍制度)是阻碍人进入到大城市,而大城市恰恰是服务业高的地方。
 
  第二,我们的一些政策一直到引导人口向着人口密度更低的农村、小城市和大城市的边缘地区分布,在大城市叫“疏散人口”,希望人口不要集中在中心城区。
 
  第三,土地快速的城市化,而且土地城市化是快于人口城市化的,这样导致中国整个城市人口密度是快速下降的。
 
  我刚刚讲的三个政策都是让中国人口分布从高密度地区向低密度地区分布,根据前面所讲的推断,它应该对服务业的发展起抑制作用。
图14
 
  中国城市人口密度下降非常快(图14),在我们数据收集16年时间里,中国城市人口平均密度下降了一半,这是我需要加重语气跟大家讲的。在城市内部除了密度问题以外,城市内部的人还区分本地人、外地人。因为制度原因,外地人因为未来没有在城市长期居住的预期,在消费时就会减少自己的消费,我和陈斌开、钟宁桦在2015年发表在《World Development》的文章证实,在其他所有因素(性别、教育、年龄、收入等)都已经被控制的情况下,一个外地人如果没有本地的户籍,他的消费会比本地城镇居民低16%-20%。当外来人口削减自己消费时,削减什么呢?收入弹性比较大的部分,能省就省了。梁文泉老师做了一个研究,他削减服务消费时是削减所居住地方的需求,一旦所居住地方的需求减少以后,会对城市经济发展不利,服务业里工作的很多人其实是本地人,这样一来又会通过减少消费,减少需求,进而影响到本地人的收入,实际是双输的局面。
 
  从数据来看,中国城镇户籍人口增长的速度要比常住人口慢很多,而且两者之间的差距是越来越大,这就和我们的户籍制度有关。今天我们城市常住人口里大约大概1/3左右是属于没有本地户籍的外来人口,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刚才我所讲的这些因素加起来,对于我们城市服务业的影响有多大呢?根据回归结果,我们做了个简单的测算,我们做了三个假设,这三个假设都是在说,如果我们没有制度性扭曲会怎么样。
 
  第一个假设,因为中国城市化率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同发展阶段低了10个百分点,假如10个百分点差距被抹平了,更多的人会进到城市里。
 
  第二个假设,假如中国没有户籍制度,所有外地人都和本地城镇人口消费行为是一样的。
 
  第三个假设,中国的土地供应速度不像过去那样快,假设之前土地供应增长速度下降一半,这样城市人口密度会更加高一些。
 
  当这三个因素的扭曲都得到纠正时,根据我们的测算,中国服务业的占比可以增加3%-5%,中国的服务业比世界上其他国家同发展阶段时低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30%-50%的服务业受到抑制,是中国人口从密度高的地方向密度低的地方做空间转移所导致的,同时也和前面所讲的户籍制约了服务业的消费有关政策的含义。
 
  今天讲的报告是讲两个规律:
 
  第一,人口向城市,特别是高密度城市、大城市集中是有人性的基础的,这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
 
  第二,服务业占比逐渐提高也是经济发展必然的规律。
 
  从政策上来讲,过去的政策和刚刚讲的规律是相反的,从人口空间分布从高密度地方引到农村、小城市和大城市郊区部分,相应就会使得服务业受到抑制,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消费的提振都是不利的。
 
  相应来讲政策含义是三条:
 
  1、减少用行政干预手段干预人口空间分布。
 
  2、户籍制度要加快改革,要加快城市移民的融入,尤其是在高密度的大城市,要加快融入。
 
  3、城市建设用地总量供应要放缓,尤其是在低密度的中小城市,又尤其是在那些人口流出的城市,土地建设用地供应总量要放缓,甚至要随着人口的流出做缩减型规划,防止人口密度过低对未来城市发展特别是服务业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我的报告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本文有关政策、人口密度与服务业发展的研究,请参见《受抑制的服务业》,即将发表于近期的《管理世界》。 
 
  注:本文原标题为:城市密度的提高可减少生产和消费服务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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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

陆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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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工作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作为兼职(客座)研究员受聘于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和日本一桥大学。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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