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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们的城市其实是在一场“战疫”中长大的。疾病的发生和人口规模之间有什么关系?
 
首先我要给大家讲一个观点,城市是在“战疫”中长大的。那么这里面实际上要讲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疾病到底跟城市的人口规模有没有关系。我想我问出这样一个问题,可能很多人都会凭自己的直觉来回答,说有关系,因为这次的疫情不就是发生在武汉这样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城市吗?但是一上来我想跟他讲,其实有时候我们的一些思维方式给我们带来的直觉,其实是非常欺骗人的。
 
我的观点是:传染疾病的发生和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其实没什么太大关系。
 
我觉得不妨来做这样一个推断。2019年11月的时候,中国实际上有另一场传染病爆发,但是当时的规模非常可控,影响范围非常小,媒体曝光度也不多。爆发的地点在内蒙古,当时是发生了鼠疫。就用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反例就可以推断出来,其实传染病的爆发并不一定爆发在大城市,只是这次在武汉就给大家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把疾病的爆发跟城市的人口规模联系在一起。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讨论一些公共政策问题的时候,不要轻易去下论断,要多看一些样本,才能得出比较科学和正确的答案。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人类城市的发展历史,你会发现大规模传染病一直是在城市里存在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大城市的发展,可以说人类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地摆脱过传染病。比如在中世纪的欧洲曾经爆发过非常严重的黑死病,导致欧洲几乎减少了将近一半的人口。黑死病不仅席卷了大城市,也危害到了农村和小城镇。我们看比较近的历史,其实欧洲的鼠疫是反复爆发的。就在近期,大家实际上也在讨论在美国的流感疫情。每年一到冬天,美国都会在不同程度上经历流感疫情,截止到目前,中国此次新冠病毒肺炎所导致的死亡人数其实还没有超过美国流感在每年冬天带走的生命。
 
但是大家如果要看传染病和城市发展的关系,你会发现这些疾病的爆发从来没有让城市乃至大城市的发展停下脚步。即便历史上曾短暂出现过所谓的“逆城市化”,但以城市人口占整个国家的人口比重为指标话,我可以斩钉截铁地告诉大家,城市化率从来没有在人类的历史中下降过,它是一直在上升的,而且跟经济发展的水平正相关。越是发达的国家,城市化率就越高,这个步伐从来没有中断过。
 
02 疾病传播和人口密度、人口流动有什么关系?
 
请大家注意,我前面在讲疾病传播跟人口规模、人口密度没关系的时候,我讲的是疾病的发生。疾病的传播和发生是完全两码事,疾病传播的确跟人口密度、人口流动是有关系的,但这件事情要慢慢地解开。的确,在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场合,疾病更容易传播。在这次疫情当中,政府采取的诸如切断人流这样的一些措施,其实也是希望大家不要到人员密集的场所去。
 
但如果要是在城市层面去讨论,到底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或者说是在城市还是农村更容易传播疾病。我觉得影响的因素太多了。不光是城市的人口密度,这还跟很多行为有关。不妨做一个简单的设想,像最近这段时间,城市地区管理得就比较好,当武汉及其周边城市宣布封城时,大家就取消了一些群聚活动。但在农村地区,大家还是在走亲访友,会一起打麻将。你想,到底是一个被封锁的城市,还是在一个人口密度确实比较低,但大家仍然在聚会的地区更可能导致疾病传播?
 
所以我们说人口密度会让疾病传播更容易,并不是说它的差别出现在城市和农村之间,而是说在不同的场景和管理方式之下。
 
那么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就是人口流动。这次疫情的爆发恰逢春节之前,中国有巨大的人口跨地区流动。再加上武汉是一个有着大量的学生和外来务工人员的地方,在武汉封城之前,已经有大量流动人口离开了,结果就导致其他地方产生了输入性的疾病传播。
 
但在这件事情上,大家还要想得更仔细一点。我并不是否认人口流动跟疾病传播之间的关系,但是我想建议大家注意两个问题:第一,平时和春节是有差别的,这次的疫情传播正好因为叠加了春运,所以就会使得大家觉得人口流动加剧了疾病的传播。但在通常情况下,如果你刨除掉春节的因素,其实中国跨地区和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规模没有那么大的。
 
第二个问题就是户籍制度。流动人口在他所居住和生活的城市,没有办法享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这就导致在一个家庭当中,往往是年轻的男性外出打工,或者年轻的男性和他的妻子一起外出,但是会把家庭的其他成员放在老家。实际上近年还出现了一些所谓叫“反向流动”的现象,就是指在城里打工已经成为常住人口的人,他会在春节的时候把自己的孩子和父母从老家接到城市去过年。这也加剧了人口流动的现象。
 
疾病的传播跟人口流动、人口密度是有关系,但不能把这件事上升到一个反对城市发展、反对城市人口聚集的地步。
 
03 阻断人口流动就能隔绝疾病了吗?这可能是一把双刃剑
 
从短期来看,阻断人流、物流应该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2020年1月23日,凌晨2点,武汉宣布“封城”
 
但是恰恰因为大家都明白这件事,我要讨论的问题就是,随着新增病例逐渐减少,或者说大家所讲的拐点即将到来,我们可能需要问,什么是一个适度的切断人流物流的政策的问题。或者换句话来讲,不计代价地来切断人流物流是不是对的?你可以看到大量措施在各个地方不断推出,甚至成了一场地方之间的竞赛。比如封路,有些地方采取物理上设置路障来阻断人流和车流,甚至到了一些主管部门出来说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违法的地步。
 
我觉得这个问题现在是值得反思的。第一个,我觉得可能是大家谈的比较多的,最近企业的生存变成了非常大的问题,特别是服务业,现在服务业基本上是完全停摆。这里面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是要反思的,是不是有必要对一些服务业进行强制性的关闭,比如现在一些餐馆也不让他开,是不是有必要的?我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是我觉得我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大面积的小微企业关闭,他要支付房租,要支付员工工资,有的企业甚至贷了款。这样一来的话,要导致的就是民众失业和收入下降的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已经是非常紧迫了,我们是不是在绝对地阻断人流物流的情况下,甚至连基本的民生收入和就业问题都不用考虑?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跟防疫本身有关。现在企业复工过程中反映最大的一个问题,据我了解下来,就是招工招不到人,员工推迟上班,甚至出三倍工资都招不到,因为现在很多对外来人口进入本地是劝返的。这样一来就导致复工不足,进而导致防疫物资供应跟不上。要是各种物资的供应都跟不上,就会导致导致下一轮的成本推进型的物价上涨。今年一月份相比较去年一月份的物价上涨水平就已经达到5%以上。
 
总结一下的话就是,阻断人流和物流在短期是必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疫情的好转,是不是还要采取这样一种有些极端的措施?我觉得这对于我们经济发展、就业、收入等方面的负面影响已经逐渐体现出来了,应该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当然,我自己作为学者,也在写文章去呼吁这件事情。
 
04 除了疫情,城市病还有拥堵,还有污染......这些又该怎么办?
 
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讲,一个城市所要面对的城市病,其实远远不止生理上的疾病。甚至可以这么说,由于大规模的传染病在人类生活中其实并不常见,这次的新冠病毒肺炎,跟上一次的SARS距离了17年,已经让我们觉得17年期间就经历两场重大的传染病,已经让我们非常受不了了。一般来讲,我们讲到城市病的时候,主要是讲三件事情,第一是拥堵,第二是污染,第三是犯罪。
 
我今天主要来谈拥堵和污染之间的关系。我还是首先抛出我的观点,如果我们在直觉上觉得拥堵、污染和城市人口规模有很强的关系的话,我又要很遗憾地告诉大家,这个看法也不是正确的,它们之间的关系从数据上来看并不强。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些数据。在此之前我要先给大家讲两个故事。首先比如说,我们讲北京拥堵和污染曾经很严重,但这两年的空气质量改善非常快。北京虽然最近是严格控制人口,但是也就减少了几万人,你真相信北京污染的减少是因为少了这几万人吗?第二,最近在春节期间,北京几乎是一个空城,更不要说这次疫情爆发,大家全在家里呆着,结果春节期间整个华北包括北京,还是出现了严重的空气污染。
 
我就想告诉大家,其实空气质量跟人口规模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很多时候都是一些思维的惯性,大城市更容易受人关注,所以一旦北京出现严重拥拥堵或污染的时候,媒体上就会报道很多。但你要知道,整个华北污染的时候,不光是北京,一些小城市污染也很严重。
 
刚才是案例,接下来我们讲讲数据。首先在中国的城市统计年鉴里,每个城市是要报告自己的污染物排放量的。我们在年鉴中可以找到八种污染物,这其中跟城市人口规模真正相关的只有一个,就是生活废水排放。其他七种污染物要么跟人口规模完全没有关系,就算有关系,也是非常微弱。但是,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增加一个百分点,它的生活废水排放量仅增加0.85个百分点。换句话来讲,生活废水排放的增长速度是慢于城市人口增长速度的。
 
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在数据分析里面引入一些经济发展的变量,比如说城市的GDP总规模,或者城市的产业结构,比如说工业占比,服务业占比,那么我在前面所提到的,哪怕是那些非常弱的关联性也全都消失了。换句话来讲,就是一个城市的污染其实本身不是由于人导致的,而是因为这个城市的经济活动导致的。如果这个城市的GDP里,工业和重工业的占比高,它就会导致污染。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发达国家的城市发展历史上,像伦敦、洛杉矶、纽约、东京这样的城市,在过去几十年人口增长非常快,但它们的环境质量却得到改善。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的改进、管理的改进,污染是可以得到治理的。
 
同样道理,大家可能觉得城市拥堵也一定和人口规模有关。数据上看起来的确是有关的,但是关系非常弱。在我们的数据分析里,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如果增长一倍的话,其人均通勤时间仅仅增长10%。这是一个不大的相关性。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指数,叫拥堵指数,也就是用这个城市在早高峰时开车所花的时间,和半夜完全畅通时的开车时间去比较而产生的指数。平均来看,在中国最大的城市,拥堵指数大概1.7多一点。但是在中国最小规模的城市,拥堵指数也在1.6左右。也就是说,大城市的确比小城市拥堵一点,但是从最拥堵的程度来看,从最大的城市到最小的城市,这个指数的差别仅仅是0.1。换句话来讲,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出现比较严重的拥堵,不是因为人口多,而是因为城市规划和管理,人们居住的地点跟上班的地点太远。还有就是居住地离公共服务也比较远,导致大家长途通勤,这些都是城市治理本身的问题。
 
那么大家可能会问我,城市的承载力怎么办?我们的大城市能够容纳多少人?承载力其实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概念,它是可以通过管理和技术进步来增强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用水,大家都说北京缺水,可能很多人都认为缺水是导致北京必须要控制人口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
 
我给大家说一个数据。在2001年到2015年期间,北京的人口从1385万增长到了2170万, GDP从3700亿到了23000亿。也就是说人口增长60%,经济规模扩张了六七倍。你们知道北京的用水是怎么变化的吗?北京全年的用水总量从38.9亿立方米下降到了38.2亿立方米。这是北京统计年鉴,政府公布的数据。你们可能会说这个数据是不是错了?不是的,北京在人口规模、GDP都成倍增长的时候,出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制造业大幅下降,农业大幅下降,结果用水就大幅下降。在这个过程中,北京地下水的开采量也是急剧下降的。相反,北京的再生水的数量是大幅上升的,而且再生水的使用量已经超过了南水北调的用水量。
 
05 一场疫情带给我们的思考:城市发展的路径会因此被改变吗?
 
最近疫情爆发以后,很多人都提出了这样一种想法,是不是中国走大城市发展的路径走错了?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一起来做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如果我们今天把中国人口规模或人口密度降低20%,会发生什么样的结果?比如说这次疫情的产生和传播,会不会因为武汉人口从1000万变成800万就不会发生,或者严重程度比现在小很多?我想大家应该有这样一个最简单的结论:不会的。但如果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减少20%的损失会怎样?大家可能很少会去想着,我们到底会失去什么。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就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城市会出现城市化和大城市化的这样一个趋势。
 
在此之前,我先来跟大家谈谈人性。我们很多时候都忘了从人性出发去谈经济规律。我想讲两点,第一,大家不妨去问自己,你收入水平提高以后,你对服务的消费是增加还是减少?第二,从人性角度出发,你收入水平提高以后,你对服务的质量、多样性,是更喜欢了还是更不喜欢了?只要这两点定下来,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一定会带来一个国家服务业比重的不断提高。但服务业有两大特性,第一,它不可以运输;第二,它不可以储藏。只有服务业是不能运输和储藏的。那怎么办?人类找到了一种解决办法,就是城市比农村人口密度更高,大城市比小城市人口密度更高,市中心比郊区人口密度更高。于是大家会看到,城市比农村服务业多,大城市比小城市服务业多,市中心比郊区服务业多。不光是数量多,质量还好,而且很多样性。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当收入水平提高,经济发展阶段提高以后,城市化水平会提高,人会往大城市跑。从生产角度上讲,服务业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从消费角度来讲,大家会越来越希望到城市去消费服务。
 
那么中国现在是什么情况?第一,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服务业比重在提高,城市化率在提高,人口在向大城市集中。但是如果去做国际比较的话,我们的城市化率和世界上跟我们处在同样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相比而言,我们低了大约十个百分点。再来看服务业在整个国家就业和GDP当中所占比重,我们跟相近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相比,我们也大致低十个百分点。中国哪怕要补课,我们的城市化率都要再提高十个百分点,我们的大城市都要进一步地去发展。
 
等到这次疫情结束以后,再回过来看,你就会发现,一场疫情根本不会对我刚才所讲到的人类发展和城市发展大的规律产生任何影响。2003年的SARS没有改变城市发展的路径,这次的疫情也不会改变。就像在一开始所讲过的鼠疫,都没有改变人类历史的城市化进程和大城市化的这么一个路径,这样的一个现象是完全一致的。
 
在2019年8月26号,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了第五次会议,中央层面在区域和城市发展这个问题上已经产生了重大的思想变化。这次会议指出,要按照经济规律来调整和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注意,这里讲的各类要素其实就包括劳动力。第二就是我前面讲到的,要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地区的经济和人口承载力,而其他地区就更多的承担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等方面的功能。与此同时就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在发展中营造平衡(传送门:上海交大教授陆铭:北上广还需不需要“低端劳动力”?)。
 
(本文根据陆铭的造就直播课内容整理而成,原载于“造就”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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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

陆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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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工作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作为兼职(客座)研究员受聘于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和日本一桥大学。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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