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选择，尊重城市-陆铭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为邓杰博士《近代以来上海城市规模的变迁》序

我和邓杰博士因为学术观点结缘，至今未曾谋面。这使得我写这篇序言，没有任何学术之外的考量。

这本书的话题是一个老话题，而且富有中国特色，那就是关于城市人口规模的控制。表面上看，邓杰博士是在梳理与中国有关的控制城市人口的思想渊源，其实，这个梳理也是世界性的。它本质上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历史上，真正系统性的产生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思想和实践，是在苏联的计划经济时期。后来，在中国模仿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时期，控制大城市的人口的思想变成实践，影响至今。

现如今，计划经济早已宣告失败，但是，计划经济的幽灵仍然在我们这个国家的上空游荡。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其值得警醒的事。比计划经济的幽灵在中国游荡本身更值得警醒的是，不管是制定政策的人，还是为这样的政策背书的学者以及老百姓，都对控制大城市人口的计划经济的思想来源毫无知觉，甚至还鼓掌欢呼。邓杰博士的书的意义恰在于此，好似一面哈哈镜，让人们看到自己的形象被扭曲，发出苦涩的笑声。

除了计划经济的思想来源之外，农业社会的思维也影响到当代的中国。农业社会最为是重要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因此人口的分布天然是分散的（或者说是均匀分布的）。但现代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效应，这使得经济和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分布成为了现代经济的常态。在中国，GDP的90%已经是制造业和服务业，经济和人口的空间集聚是适应了经济的现代化。

但遗憾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仍停留在计划经济和农业社会，甚至还带有冷战思维。比如说，至今仍然有人把控制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与粮食安全以及防止战争风险联系在一起。殊不知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都没有让大城市种庄稼，来保障粮食安全，也不会因为担心战争而疏散大城市的人口。在中国这种莫名其妙的想法，实际上是在说，自己比发达国家的人更加聪明。我曾经不讽刺的说，那种居住在大城市，并且说因为要备战才要疏散大城市人口的人，无异于是在说，“你们撤退，我掩护”。

而事实却是，在人类发展史上，声称自己是市场经济的国家，鲜有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的政策。即使短暂的出现过，——比如说1990年代中期的日本，曾经想过疏散东京的人口，——也不会用行政手段，后来更是因为与市场经济规律相违背，政策见效也不大，而很快被放弃。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说，要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遗憾的是，什么是城市发展的规律，一直没有被正式的讲清楚。我借这个序言，要告诉大家，城市发展的规律，可以总结为三句话。第一，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率——也就是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第二，全世界范围内仍然在出现人口向大城市及其周围的都市圈集中的现象，这个过程不仅在发展中国家有所体现，即使在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已经完成了，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仍然没有停止。第三，在世界上领先的大城市，不仅没有逆城市化，相反，人们正在重新回到市中心。

上述城市发展的规律背后，是因为现代经济具有强大的规模经济效应。人口在城市的集中，在大城市的集中，尤其在大城市市中心的集中，背后的原因，是在于城市（特别是市中心）能够分摊生产和公共设施成本，便于人们进行交流，特别是便于知识的生产和交换，以及便于人们享受质量高、多样性强的服务消费。上面这些产生城市发展规律的道理，不是邓杰博士这本历史著作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我愿以我的《大国大城》、《空间的力量》等一系列著述与邓杰博士这本书形成一些呼应。

在所有这些城市发展规律背后，更为根本的是，现代的市场经济和文明社会尊重人的需求，尊重人的选择。而计划经济却不是这样，计划者总是无视城市发展规律，认为自己所追求的目标要好于人们在市场中自由选择的结果，从而陷入“致命的自负”。然而，不无遗憾的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尊重人的需求，尊重人的选择，却仍然是人们远未学会的一种公共生活方式。

计划经济要不得。这一点，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当中表述为，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政府更好的发挥作用。而在实践当中，政府的作用却常常不是修复市场的不足，而是对抗市场的趋势，从而演变成了计划经济。

但愿我们的努力，包括邓杰博士的书，能够作为一种科普和启蒙，驱散计划的幽灵，唤醒沉睡的人们。

是为序。

陆铭

2017年9月19日

于上海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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