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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内容提要 本文利用跨国面板数据考察了威权体制下政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当执政党能够规范化威权体制的政策制定过程,并使经济政策具备可预测性和持续性,我们就称威权体制具有“执政稳定性”。执政稳定性减少了经济政策带来的不确定性,有利于经济增长,但这种积极作用必须以权力受到约束为前提条件。通过计算执政党的平均执政时间,我们构建了“执政稳定性”指数,发现执政稳定与长期经济增长正相关,而且这种正相关是有条件的。具体地来说:(1)相对于个人集权式政体,非个人集权政体中执政稳定对经济增长存在促进作用;(2)相对于不允许多党竞选的情况,在多党选举合法化的威权体制下,执政稳定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关键词 执政稳定性 制度约束 经济增长 威权体制 权力分享
 
引言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越来越多。尤其在经济方面,伴随着“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国际贸易的数量迅猛增长,而且越来越多地投向很多的威权体制国家。因此,理解威权体制国家的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能够增强对相关国家经济增长的预测力,是非常重要的。
 
不同的威权政体在制度和经济发展上差异很大(Besley和Kudamastu,2008)。例如,新加坡(1966—2008)、越南(1977—2008)和墨西哥(1929-2000)人均GDP年均增长率较高,分别大约为5.9%、4.5%和2.0%,政权持续时间也较长,但刚果民主共和国(扎伊尔,1961—1997)和乌干达(1972—1979)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7%和-2%[1]。其中,新加坡和墨西哥是允许多党选举的一党独大,越南是一党制政体,而扎伊尔和乌干达虽然有执政党,但实际上是个人集权,其中扎伊尔的蒙博托政权持续了三十多年(1965—1996),而乌干达的阿明政权则不到十年(1971—1978)。这些威权政体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增长上都有显著的差异。
 
在一定的条件下,威权体制下的政党组织具有规范政策制定的功能。通过执政党(Ruling Party)这一平台,政治精英之间互相分享政治权力和利益,实现对国家的共同治理和集体决策,有利于国家经济政策规范化的制定和实施(Boix和Svolik,2013)。所以,在威权体制下,作为高层级的决策主体,一国政党的执政稳定能提高经济政策的可预测性,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从而有利于经济发展。
 
但是,政党上述功能的正常运转,依赖于政党制度能否有效地约束在位统治者的权力。否则,统治者可能因为短期利益的诱惑,违背政策承诺,这使得政党对经济政策制定的规范功能失灵,增加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增长。
 
政党能否发挥制度约束作用,将权力关在笼子里,取决于执政党内部统治者和政治精
 
英间的力量对比:首先,在个人集权式的威权政体中,执政党(如果存在的话)不仅无法控制、反而依赖于在位统治者的权威而生存,它对在位统治者无法形成约束,政党的执政稳定将无法带来经济增长,所以只有在非个人集权政体中,执政稳定才能带来经济增长。其次,在允许多党选举的非民主政体中,党内成员可以退出执政党、组织或加入其他党派,在限制领导人方面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因此多党选举合法化的威权政体,执政党的执政稳定才会促进经济增长。
 
本文主要工作是:第一,定义了一个概念叫“执政稳定性”,它指的是,威权体制内政治精英协调集体决策,并保持政策制定的可预测性和持续性。第二,构建了“执政稳定性”的衡量,利用1950—2008年全球范围内90个国家和地区[2]在威权政体统治时期[3]的跨国面板数据,计算威权政体每一年对应最近十年中不同执政党的平均执政时间,是为“执政稳定性”指数。我们认为执政党规范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所以执政党的平均执政时间越长,“执政稳定性”越高。第三,经验分析验证了我们关于“执政稳定性”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假说:对于非个人集权和多党竞选合法化的政体,“执政稳定性”指数越高,经济增长越快。
 
本文由以下部分组成: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第三部分对本文的假说进行逻辑展开,获得待检验的命题;第四部分为数据和描述性统计,详细介绍如何衡量“执政稳定性”,并着重展示这一衡量指标的统计特征;第五和第六部分是实证结果,前者针对威权体制的一般分析,后者则考察威权体制中制度约束是如何影响“执政稳定性”和经济发展两者间关系的;最后是总结。
 
总结
 
为了在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发挥更大影响力,我国实施了“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加强区域经济和发展合作,辐射范围包括欧亚大陆上许多国家,其中包括很多“威权”国家。超国家机构平台的顺利运行,需要跟相关主权国家内部政治过程相互协调。因此,研究这些“威权”国家内部的政治过程,对于我国应对区域政治经济方面的挑战至关重要。
 
一般认为,威权体制的统治集团优先考虑的是自身政治生存,在不同的条件下,统治者追求政治生存所采用的政策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有利于经济发展。执政党通过促进体制内集体领导、规范政策制定过程,使得政府政策更具备持续性和可预测性,我们称之为“执政稳定性”。“执政稳定性”越高的威权国家,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越低,经济增长会更快。我们发现,如果威权国家的“执政稳定性”(执政党平均执政时间)指数增加4年(相当于美国总统一届任期的时间),那么对应的十年内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会提高1.48个百分点,这一效应几乎跟威权体制民主转型的效果相当。所以,关于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应该超越“民主-威权”两分法,转而关注不同“威权体制”的制度差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但是,威权体制的缺陷也很明显,它缺乏一个具备足够权威的独立第三方,来对党内精英的冲突进行仲裁。若要党内精英致力于本国发展,实现“执政稳定性”下的经济增长,必须以领导人的权力受到制度约束为前提条件。我们发现,只有当威权体制中存在制度约束(非个人集权政体或允许多党选举)的前提下,“执政稳定性”指数和经济发展才会正相关。
 
总之,威权体制内政治精英的激励和约束是复杂的。基于本文经验研究,在发展对外投资、贸易和合作等国际经贸关系时,应该注重对于对象国政治经济环境的评估,在威权国家中,应重点发展与对执政者存在制度约束的国家的经贸关系,从而最大化本国利益。
 
 
[1] 人均GDP增长率计算自宾大世界表(Penn World Table)第9版。威权体制下政权持续时间段的划分是根据Geddes
 et al.(2014)。
 
[2] 考虑到历史上存在国家和政权的合并和分裂,同一片领土上合并或分裂前后划分为不同的国家。
 
[3] 有的时候,同一个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处于民主政体统治下,另一段时间内处于威权政体。
 
资料来源:冯博、陆铭,2018,《执政稳定、制度约束与经济增长》,《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第2期,151-161期。
 
冯博,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博士
陆 铭,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意:此处仅给出摘要、引言和结论部分,详细内容请参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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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

陆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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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工作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作为兼职(客座)研究员受聘于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和日本一桥大学。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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