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在2020年5月24日“B站直播间”演讲的记录稿基础上修改的。

　　我今天讲这么几个问题：

　　1.我们到底如何解释中国的快速发展

　　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很多解释，关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应该也能够同时解释地区之间的增长差异。

　　2.制度和增长的关系

　　若干年来关于中国经济有一个看法，中国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特殊的制度安排，其中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认为，地方之间进行相互的竞争，又被具体化为对于地方官员存在基于绩效的考核和相应的晋升制度，认为好像地方之间的竞争带来了官员的努力，转化为经济的增长，似乎听起来也蛮有道理的。我觉得恰恰是因为听起来蛮有道理的，所以我会重点来对这样一些观点进行批评。

　　3.一些传统的看法

　　因为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就有学者讲，中国好像没有一些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那些制度安排，比如说对于私有产权的保护，投票选举的制度，好像中国经济增长也蛮快的，这是不是对于传统的经济学智慧产生了一些挑战。最近一段时间，又有一个新的词冒出来，就是国家能力。有人说中国经济成功是因为国家能力，这些看法到底对不对，今天我也会评论。

　　在具体展开之前，我想先设定一下今天这个报告的一个规则，我将采取一种“不掉书袋”的讲法。什么意思？我今天不引用任何一篇学术研究的论文或者书籍。今天在直播间里有很多学生、研究生或者博士生，平常在阅读文献的朋友自然知道我在讲什么。平常如果不是以做研究为自己的职业或者兴趣的朋友们，也没有必要一定知道文献。同时我也一个人名都不提，只就事论事谈一些看法。这样既保证我所有评论都是中性的，也能够让我今天讲的东西尽量通俗简单，更加适应更加多更加广的朋友来听。

一、一些讨论问题的前提

　　在具体展开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之前，我先谈一谈学术创新。中国经济的研究包括解释中国的高速增长，要不要创新呢？我给一个非常斩钉截铁的回答，要。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需要去思考，创新这个东西往往是边际的。什么意思？经济理论发展到今天，已经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理论体系和智慧在那里，你要在这个理论体系和智慧之上做一些创新，那个创新出来的东西可能只是一点点。打个比方来讲，如果人类今天的知识是9，所有的知识是10，你从9变成9.1就是创新。但是请大家注意，解释中国经济的增长，本身是一个应用性的题目，这意味着什么？你在边际上创新的从9到9.1的那一点点，可能根本不是现实或者至少不是现实的大部分。在这个问题上就要看什么？就要看你的理论的解释度，这个解释度在运用数据的计量经济学里实际上就是一个R平方。我们要看一个因素能够解释经济增长的多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跟理论创新完全不是一回事，理论创新强调的是边际上的贡献，但是我们在讲解释一个具体的问题的时候是要看它的解释度的。

　　第二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创新是为了去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吗？在有一些问题上，中国的确是有它的特殊性的，我要讨论的问题是，这种特殊性到底是一般理论下的特殊条件，还是说中国的特殊性将导致一个特殊的理论？这是我要去做区分的两个问题。具体来说，什么叫一般理论下的特殊条件？我们回顾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是有一般性的，在这个经济增长理论下，中国有一些让这个理论去发挥作用的一些条件，而这些条件在中国是有一定特殊性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特殊仅仅体现在理论成立的条件上，但是理论本身并不特殊，这是第一种情况。但第二种情况就要把中国的特殊性给强调出来，去讲中国的一些经济的成功是因为这些特殊性导致的。我觉得有必要去澄清一下这个问题，否则的话就很有可能也很容易导致“中国特殊论”。

　　接下来，我们再讨论一下参照系的问题。我们今天讲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时间里，平均来讲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我觉得要再区分一下，我们所讲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快是相对于什么来说的。第一个参照系就是跟别的国家比，这个别的国家又有两种，一种是发达国家，那你要注意，当我们讲中国经济增长比发达国家快的时候，经济理论告诉你，经济发展早期的国家有后发优势，所以是比较容易快速增长的。但是到了经济成熟期的时候，经济主要由创新来推动，这时候发展速度会慢下来。你看发达国家走过的路程，都会从经济高速增长慢慢走向经济中低速增长，所以跟发达国家比说我们快是没有意义的。真的跟别的国家去比有意义的是什么？是跟处在相似的发展阶段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去比，是不是我们经济增长更快了，如果更快的话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所以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把比较的对象要先讲清楚。等会儿我在讲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时候，我就会强调我讲的每一句话可能都有参照系的问题，我在讲不同的话的时候，参照系是不一样的，这点我特别提醒大家。有的时候我们去看一些东西，或者我们一些专家在讲一些问题的时候，对于参照系是混淆的，我要提醒大家。

　　第二个参照系是什么？就是基准，我们经济学讲基准是指什么意思？是完美市场充分的有效率，我们在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要去讨论中国今天所出现的问题是不是离完美市场仍然有距离，是这个意思。跟别的国家相比较，我们有的时候做得比较好，和我们跟参照系去比，仍然有改进的余地，这两件事情不能混在一起。

　　当我们从制度的角度去解释中国经济，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中国40多年的发展里，有些方面我们是成功的，但是你也不能否认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存在一些教训的。用现在中央高层的一些话讲，中国今天经济存在的问题既有周期性的，也有体制性和结构性的，而且主要是体制性和结构性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央高层领导人比我们的很多学者要看得更加清楚。一个理论，既要解释中国高速增长的经验，也要去解释那些教训。

　　再从经验的方面来说，如果你的解释不能去解释全球化，不能去解释跟教育和创新有关的问题，这样的解释还是一个现代经济增长的理论吗？今天的中国已经到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60%，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制造业，中国今天正在迈向发达国家的水平，正在强调从传统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走向创新驱动型的增长。在任何一个我刚才讲到的维度上，中国今天的经济已经是一个现代经济了，而且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现代经济了。所以，中国经济增长要去找到一些解释因素，如果这个解释里没有全球化，没有教育，没有创新，无论如何我不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东西。

　　接下来，就是理论的简单到底好不好。有一次我跟一位学术界的大佬一起出席一个活动，我听了很多关于中国的特殊性对经济增长的解释，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不从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最简单理论开始？如果我们已经有一个简单的理论，然后说有了这个简单理论，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解释还是不够的，你列出一些现象，说这些现象简单理论解释不了，好，我们就去发展一个新的理论，去解释那些简单理论解释不了的经济增长。但是如果简单理论就已经足够去解释中国的高速增长了，那我就要问了，为什么要借助那些所谓中国特殊的东西去解释中国的高速增长，有没有把问题搞复杂了？有没有把理论创新变成为了创新而创新了？有没有可能把中国的高速增长基于中国的特殊性解释了以后，就划向了中国特殊论？

二、解释中国经济

　　接下来我们就从简单理论开始，讲经济增长的来源。

　　各位，不管你是学心理学，还是经济学，也不管你是在经济学专业里面，你是属于新古典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也不管你的观点是偏左还是偏右，有一点你没有办法否定，就是经济增长的来源来自于三大块，——这个我们在经济学里面称之为增长的核算，——经济增长来自于第一，劳动力；第二，资本积累；第三，全要素生产率，同样的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如果你效率提高的话，那么经济增长就会来。

　　有了这三条以后，中国经济增长要那么复杂吗？我讲“三化”，中国经济增长来源于“三化”。

　　第一，城市化，城市化解决什么问题？城市化解决劳动力供给的问题，中国有大量的农村居民进城。因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不是农业，而是来自于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劳动力来自于农村居民源源不断的进城，所以城市化解决了中国经济增长劳动力来源的问题。

　　第二，全球化。全球化带来了资本积累。当然，中国国内储蓄率也很高，这带有一定的东亚经济的特点，东亚经济都普遍有储蓄率比较高的现象，这可能跟文化有关，这件事情我不展开。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进程中，大量的外资引入，来自于欧美的、日本的、港台地区的FDI，推进了中国资本积累。

　　第三，市场化。大家如果去翻经济学教科书，通常来讲全要素生产率是基于创新、教育这些，不讲市场化的，为什么？因为在写宏观经济学教课书的那些学者那里，市场化是不用说的，英文作者的读者对象主要来自于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经济天然保证了生产要素的配置是有效率的。但中国的起点是计划经济，习总书记这两天在开两会的时候也讲到，我们再也不能回到计划经济。市场化在解决什么问题？市场化在解决资源配置效率问题。

　　城市化、全球化、市场化分别解决劳动、资本、全要素生产率，这三条有了以后，经济增长就有了，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经济增长有没有逃过所谓新古典的增长理论呢？没有，这是我的看法。

　　接下来一个问题是，我刚才讲了很一般的三个经济增长来源了，那么中国有没有特殊性？我认为有，不能说中国没有。但是在我刚才所讲的这个非常简单的解释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之下，中国的特殊性是一般理论成立的特殊条件，而不是说中国需要一个特殊的理论。这个一般理论成立的特殊条件是什么呢？我要讲两条。

　　第一，规模经济性，就是中国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在经济学界，我是强调超大规模性比较多的学者，当然如果你们去看别的学科，比如像政治学、国际关系学，也有些学者在讲超大规模性，我不多说了。中国的规模经济建立在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大国的前提条件下。中国不光是个统一大国，中国还发展了很多大城市，注意，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里，在城市经济学里，城市的大型化是有利于去实现规模经济效应的。这两条的确在中国是有一点特殊性的。

　　第二个中国的特殊性，在公共品提供这方面。我讲这句话，用的参照系是跟中国处在相近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比如说印度）相比。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发展水平跟印度是差不多的，甚至比印度还略低一点。但是至少在我接下来讲到的三条，中国的确做得比印度好。第一，基础设施，中国的基础设施不管是高速公路还是现在的高铁，甩印度不知道几条街了。第二，教育，到今天印度还有一个非常高比例的文盲，但在中国，基本上可以说消除了文盲。在计划经济年代的三十年里，就已经用国家的干预的方式在农村开展扫盲运动，提供基础教育，对于后来的城市化过程和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来说价格低廉、素质较高的劳动力队伍，这一点是中国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第三，医疗，我就讲一个指标，中国在一个目前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阶段，期望寿命已经达到75岁以上了，我们比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也是甩了很远的距离了。中国早在计划经济的前三十年，消除了很多传染病，这点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的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所以，我们在公共品提供、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这方面，结合我前面讲到的规模经济性，是使得经济增长理论发挥作用的非常重要的条件，或者说独特性。

　　三、城市化和工业化：空间政治经济学的视角

　　那么有了这样一些基本的理论以后，接下来就来看我在研究当中给大家呈现的东西。我前面已经设定了一个前提，就是在中国讨论经济增长，有这么几件事情是重要的：第一要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的地区间差异性；第二，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要跟全球化；第三，如果你是个现代增长，要跟教育有关，要跟人力资本的回报有关。有了这些前提以后，我先来给大家看一些研究的结果。

　　给大家看第一张图，是地理与城市经济的关系。图上面有很多点，每个点代表中国一个地级市，横轴是到沿海三大港口的距离，什么是沿海三大港口？北方的天津，长三角的上海和珠三角的香港和深圳。每一个城市我都去测到这三大港口的距离，为了简单起见我们算直线距离，这个直线距离再取最短的一个就是横轴。纵轴就是这个城市GDP的规模。

　　我想讲两句话。第一，离港口越近的城市GDP规模越大，也就是说地理是重要的。讲到全球化，中国过去经济增长是通过全球化加入全球的产业体系或者是分工链来获得了高速增长。这个发生在什么地区，越是靠近沿海的地区越有利于通过港口来做国际贸易，因为国际贸易主流的方式是水运和海运，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所以中国经济增长更加有利于靠近港口的地区。我前面讲到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劳动力，需要资本，我现在告诉你，中国的劳动力和资本结合在什么地方，结合的主要是在沿海地区。

　　我要讲的第二句话，这张图的解释度39.3%。也就是说，这一个变量“到大港口距离”解释中国地区间经济规模差异的40%左右。我可以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把它往里面加解释经济增长的其他变量，可以把整个模型R平方提高到大概60%到70%左右，也就是说，所有其他解释经济增长的变量加在一起，都不如地理这一个因素重要。所以我要告诉你，地理是重要的，而这个地理的背后是什么？是全球化，是劳动力和资本在有利于做开放经济的那些地方的结合。

　　我给大家讲第二张图，大城市的重要性。前面已经讲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来自于大城市，第二张图是到大城市的距离。在中国有九大中心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天津、广州、加上武汉、郑州、重庆、成都、西安。我就去测到这些大城市的距离放在横轴上，纵轴是每个城市的GDP规模。到大城市的距离可以解释中国城市和城市之间经济规模差异的25.3%。

　　大城市的功能为什么会重要呢？我前面讲到，一个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必须要有现代经济的特征。下面这张图横轴是城市的人口规模，而纵轴是这个城市的教育回报率，教育回报率通俗地来讲，就是一年的教育水平的增长可以带来多大水平上的收入提高，你可以看到，在这张图上面比较高的，一年教育可以带来15%收入的增长，低的跟0差不多。越大的城市教育回报率越高，大城市有人力资本的外部性（知识的传播和相互学习），让人力资本回报更高，带来了现代经济增长，带来了创新，从而能够解释为什么大学生要到大城市里去扎堆，为什么高科技的公司要在大城市，都跟我今天讲到的城市规模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和经济增长的正外部性有关。

　　图4更直观。可以看到，如果把中国的GDP从高到低在城市层面去排序，然后把前50%的GDP拿出来放到图上去，你可以看到在图上面红色的这些城市就占据了GDP的50%了，它在什么位置？两句话，第一，沿海地区，第二在中西部和东北一些大城市周围。这就是现代经济增长在空间上的一个体现。

　　我再总结一下，中国经济增长为什么快？因为中国有劳动力城市化，去做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劳动力供给；中国有资本积累，国内的高储蓄率加上外资的引入；然后中国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市场化；加上规模经济，国内市场统一，大城市带来现代经济增长的创新和教育回报；再加上中国的政府提供了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教育和医疗。有了这五个方面，我就问了一个问题，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任何的国家有了这五条，——或者说有了前面三条，就不要说后面讲的规模经济性了，一些小国没有规模经济性的，公共品提供，可能有的国家做得不是那么好，——但如果有了前面讲的资本积累、劳动力、城市化再加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个国家难道不增长吗？也就增长了。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如果有简单的理论，不要搞复杂的东西。

　　前面讲的这些还能去解释历史。比如说，经常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说东北现在衰落，人口大量流出。各位如果理解了城市化加全球化加市场化的路径，你就知道，东北的相对衰落和人口的流出只不过是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发生的。原来中国是一个封闭经济，东北因为工业基础好，计划经济时代有很大的投资，它增长了，但19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开放了，东北没有很好的港口条件，技术相对老化，计划经济留下的体制不如南方的市场化体制有活力了，它就从人口流入转向人口流出了。

　　第二，很多人认为经济的增长跟制度（政策）有关。如果你真相信经济增长跟制度有那么强的关系，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同样是经济特区，为什么在四大经济特区里深圳是一枝独秀？后来浦东搞开放，浦东也获得了成功。为什么深圳能成功，浦东能成功？把同样的政策用在别的地方就没那么成功，这个你怎么从政策或者制度方面去解释。我的意思是，它还是个地理的故事，如果你相信制度和政策是有用的，你首先也要考虑，同样的制度和政策是因为它用在正确的地方它才有用。或者换句话讲，地理的条件是第一性的，但是光有地理条件不够，我还要附加一个政策和制度，制度和政策是第二性的，它是辅助辅助地理的，辅助全球化、市场化进程的。

　　第三，同样在这个框架下，你能够去理解中西部的发展为什么后来是相对衰落的。计划经济年代，我们有大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在中国内地大量的投资。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整个经济重心往南往东转移，西部相对来说衰落。甚至你可以说，西安经济地位的相对衰落，你甚至可以追溯到上千年前，进入唐末宋朝以后，水运的技术得到快速的发展，后来开始有了海洋贸易。哪怕在明清时代中国是闭关锁国的，但是漕运非常重要，长江和大运河的运输非常重要，远离长江、远离大运河的地方就相对衰落了。

四、制度与增长

　　请大家原谅我前面做了那么多的铺垫，以及讲了一些自己研究里的重要的发现，因为只有通过不同研究之间的比较和参照，大家才能理解什么是重要的。

　　接下来我们就要讨论今天的正题，就是制度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首先我先讲比较正面的观点，中国的制度对增长有没有意义？我斩钉截铁地说，有，但是不是流行的那些观点。

　　什么是中国的制度有益的方面呢？我前面讲到超大规模性对于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实现这个超大规模性，我请大家注意两个中国非常重要的特征。第一，中国是统一货币区，全世界范围之内，在人口和疆域这个两个维度上，能够跟中国相比的国家或者地区，并且实现了统一货币的有谁？全世界范围之内，三个地方，第一美国，第二欧元区，第三印度。你们要知道，统一货币极大地降低贸易成本，它使得中国的地区和地区之间没有出现国际贸易，而是国内贸易，它对于中国发挥超大规模性，对于产业链的完整性非常重要。比如说，在浙江发展出口导向型的制造业，需要的原材料可能来自于河南，因为是国内贸易，不需要去兑换货币的，这也是为什么欧洲国家最后要走向欧元区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道理，要节省国家之间的贸易成本。

　　第二，中国还有一个东西，统一市场。当然，中国有市场分割，我等会儿讲。我现在讲到中国有超大规模性的时候，参照系是谁？是处在近似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我们比其他国家统一市场做得好。比如说我们跟印度相比，印度整个国家语言都不统一的，你们不要以为印度官方语言是英语，印度只有受教育比较好的阶层才会讲英语的，会讲英语的比我们中国英语不知道好多少，但是大量的人不会讲英语的，彼此之间语言听不懂的。美国能够做到市场统一。欧盟在法律意义上可以做到统一市场，但是欧盟国家之间的语言是不一样的。但是中国的语言是统一的，所以大家要是从农村到城市打工，从中西部到沿海城市打工，没有纯粹文化和语言意义上的分割的。

　　这样两个东西一来，让中国的超大规模性得到保证了。这个意义上，你说制度重不重要？我认为是重要的，中国有一个制度能够保证国家的统一性，对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优势。

　　第二条，我前面讲到中国公共品提供，比如教育、医疗、基础设施，这些年大家知道高铁发展很快。当我讲到公共品提供的时候，我不得不说中国的制度的确在某些公共品提供方面是有好处的。比如说中国全国范围之内建高铁的网络。再比如，前面我讲到在计划经济三十年时期，我们在农村的扫盲运动，消除传染病，这是非常重要的，跟中国的统一领导是有关系的。再说创新，现在要建创新型国家，很多的创新是真的要举全国之力的，这里例子太多了，尽管中国今天很多创新是在企业做的，但是你不得不承认有一些创新必须在国家层面做。比如说大飞机、航空航天，比如说高速的计算机，这些是在国家层面举全国之力来进行的。如果放到欧盟，一个国家做不了空中客车，要几个国家联合做，欧洲的卫星导航系统也是几个国家联合做的。这些举全国之力有利于国家的创新，这也是中国的制度带来的。

　　第三，有一些需要地方和地方协调的这些问题上，中国还是做得很好的。比如说，最近在新冠疫情防疫期间，欧盟出问题了，当疫情来临的时候，德国、法国、意大利做的是不同的政策，彼此没有协调，各自做各自的。但中国呢？显然在这次的疫情期间，中国的统一行动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来协调地方和地方之间的行动。跟这个相类似的，我举几个例子，你会看到中央政府协调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环境的治理，大家最近在媒体里经常看到的，在西北一些沙漠地区，我们通过植树造林，把治沙给搞定了，还有像一些湖泊和河流的污染，是典型的存在外部性的问题。中国最近在做什么事情？我给这个湖泊设一个湖长，给河流设一个河长，来做全流域的污染治理。这些方面，通过中央政府的协调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在我们肯定中央政府的协调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条件，就是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本身是对的。但是，我们这里就要思考一个问题，怎么保证政策的方向是对的呢？或者说如果万一政策的方向出现失误了，怎么来纠错呢？这是另外一个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

　　在肯定了制度的积极作用以后，我要来讲地方间竞争了。我再回到前面讲到的简单的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来自于劳动力，来自于资本积累，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我前面讲过，不管你是属于哪一个学派的人，也不管你的政治观点是怎样的，对于经济增长的三个来源没有争议。我就来问问各位，地方间竞争促进了劳动力的增长吗？我们前面讲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来源之一是人从农村到城市来，我们的地方竞争有没有促进人从农村到城市来？或者说从中西部到东部来，有没有？你到今天，在沿海地区那些人口流入地，你看到的是什么？你看到的是地方政府在阻碍人口进城，你今天所看到的人口进城是市场力量促进的，不是政府促进的，更加不是地方政府的竞争促进的。人口流入地的地方政府（特别是大城市）一直是在阻碍人进城的，虽然说是在逐渐的改变。

　　第二，投资。地方政府有没有促进投资？有，这个我认为是有的，地方政府是促进投资了，但是我们要讲参照系了，我们地方政府的投资投在哪里？投了什么？钱哪里来的？比如投在哪里，地方政府的投资大量投在人口流出地，因为地方政府竞争是个什么逻辑？你有经济增长，我也要有经济增长，上海在搞投资搞工业园，我山区里小县城也要搞工业搞投资，这样一个地方间的竞争，就把大量投资投在了什么地方？投在了其实没有比较优势去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地方，那些远离沿海地区、远离大城市的中西部的那些小城市。我前面为什么要去强调地理的重要性？地理的重要性告诉你，现代经济增长是近港口近大城市的，但中国今天每一个县都有至少一个工业园，以至于有的省规定每个县只许有一个工业园，如果不这么规定的话，每个县还不止一个工业园。地方政府的竞争是让我们投资投到了有发展制造业服务业比较优势的地方，还是没发展制造业服务业比较优势的地方？市场力量在解决什么问题？解决投资回报如何提高的问题，地方政府的力量是在把投资投到没有回报的地方。

　　我刚才讲投在哪里，第二，投了什么？如果现在在地方间竞争的逻辑下面，我来给大家一个选择题，你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地方政府官员，你是把钱投在医疗、教育还是投在工业园上面？投什么？投工业园，投房地产，短平快，看到了没有？地方政府官员都愿意去投制造业，去投工业园，不愿意投医疗教育的。为什么？地方官员任期就三年到五年，去投医疗教育干什么？经济理论告诉你，医疗、教育是有利于长期经济发展的，但是地方官员投的就是工业园，造房子，他愿意投的，然后三年五年就走了。这做法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吗？

　　第三，地方官员在搞的投资的钱哪来的？一句话，大量是借来的。地方官员为了竞争，把钱投在没有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比较优势的地方，投钱的时候不是投教育，不是投医疗，是投工业园，大量在那里荒着，每个县都有一个以上的工业园，去建房子，人口在进一步流出，而且借了大的债。在这个意义上，你怎么说服我地方间竞争是有利于增长的？

　　我们再往下讲，再退一万步讲，地方政府在投资于生产性的那些投资，如果我们再把地方政府的行为跟宏观结合在一起看，你要知道中国在宏观上出现的是投资过度，消费相对来说不足。那我问你，如果你说地方间竞争有利于促进投资，于是就有利于经济增长，但在宏观上我们又出现了投资过度，投资过度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怎么把这两句话一致起来？我再讲一遍，在微观和中观层面，地方间竞争是增加投资的，如果你认为它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那我问你，在宏观上的投资过度是哪来的？宏观上的投资过度是不是因为地方间竞争加大投资导致的？如果是的话，那么你怎么说服我地方间的竞争是促进投资的，是有利于增长的？刚刚有朋友留言，它不过就是一个短期投资的增长，长期是不利的，那么我要追问了，我们在讲一个制度或者政策有利于增长的时候，我们到底是讲有利于短期增长还是有利于长期增长？大家不管是去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制度和增长的争论，包括最近20年讲制度与增长的关系，讲的都是长期的增长。那么我们今天讲地方间竞争有利于增长，是有利于什么增长，是有利于长期增长吗？我这样一梳理以后你就会发现，我们听到的很多说法都是有欺骗性的。

　　讲完劳动力，讲完投资了，我们接下来再讲全要素生产率。经济理论告诉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是来自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既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来自于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又是来自于教育和医疗，地方间竞争是不是有利于增加教育和医疗投资的？我是有研究的，地方间的竞争是不利于教育和医疗投资的，地方间竞争里有利于增加基本建设投资的，但是不利于医疗和教育投资。我的研究里还可以告诉你，如果一个官员是本地晋升上来的，他是愿意更多支出在教育和医疗上的。但是我们讲地方间竞争，通过经济发展完了以后要晋升了，你要知道中国的晋升往往是异地晋升的，这部分在晋升和调动的官员不是我们本地上来的官员，这些官员是不愿意更多支出在医疗和教育上的。如果我刚才讲到地方间竞争、晋升考核这套东西是不利于地方官员增加医疗和教育投资的，那么请问它怎么有利于增长？

　　再往下我们讲创新，全要素生产率还有一个来源来自于创新，创新又跟什么东西有关呢？跟产业政策有关了，前两年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也很多。请问大家，我们地方间竞争是不是产生了有效推动创新的结果？一个国家如果要是有一个国家层面的产业政策，那问题不大，任何国家可能都有一个国家层面的产业政策。结果到中国一来，国家一发布一个产业政策，全国一哄而上，可以看到现在全中国都在搞大数据，都在搞云计算。处在国家产业发展前沿的地区去执行国家的产业政策是有比较优势的。但有研究告诉你，中国很多欠发达地区，也为了争取国家的政策，在这里开个高新技术园区。出现什么结果？很多所谓的高新技术园区做的事情跟高科技一点关系没有。这种偏离当地的比较优势的发展政策，到底是推进了创新还是没有？研究发现，没有。

　　这里又涉及到一个非常基本的经济学理论问题，就是比较优势。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怎么去识别比较优势？这是个理论问题，有人说，政府可以去识别比较优势，比较优势是政府可以识别出来的？比较优势是政府识别出来的还是企业去识别出来的？有些企业做了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事情，市场上没法竞争，就亏损退出，有些企业投资投对了，那么就生存下来发展起来了，这个比较优势体现出来了。政府怎么去识别一个地方的比较优势？这个问题我想大家应该有个判断吧。不管你有没有判断，我可以告诉你，研究发现是地方政府往往在做的是偏离自己比较优势的那些事情，结果导致的是投资没有回报。

　　第三个问题，我前面讲到全要素生产率来自规模经济性，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告诉你的。结果我们看到地方政府在做什么？我区分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城市内，城市内规模经济来自于人口密度，我们地方政府在干什么？我们地方政府是拼命扩大城市的面积，要把人口密度降下来。这个政策是有利于现代经济增长吗？有利于创新的吗？都有大量研究告诉你密度对于创新的重要性，但是我们政府在促进密度的提高，还是在促进密度的下降呢？

　　再来讲城市间，规模经济性是要求市场一体化，如果我们把中国经济跟别的国家去比，比如跟印度去比，中国市场一体化还是好的，我们有统一的语言，统一的制度，统一的文化，基础设施连接性，但是我们的地方政府是在促进一体化，还是在促进市场分割？比如说断头路的现象是怎么产生的？我们现任的上海市委书记到了上海以后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打通断头路，打通上海跟周边的断头路。我问一个问题，既有的断头路是哪来的？既有的断头路是市场行为吗？还是地方政府行为？你们应该有一个判断吧。地方政府在设置断头路，这种地方间的竞争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吗？

　　我给你们看一个最近做的研究。最近我的团队与上海的评驾科技在合作用大数据做研究，我给你们看一张图。这张图横轴是中国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距离，纵轴是这个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车流，这个车流用的是客车的车流。图上面画了两条线，你单独看一条线，如果两个城市之间距离越远，车流越小，这个非常好理解。图上面画的两条线是什么？蓝色这组点和配的蓝线表现的是如果这两个城市在同一个省，下面黑色的线配的黑色点是表明这两个城市在不同省，跨了省界了。大家看到，在同样的距离下，不同省的车流明显低于同省的城市之间的车流，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省界是在导致市场分割。我现在可以告诉你市场分割到一个什么程度。如果两个城市距离大概两百公里左右，如果它们不在同一个省，它们的实际距离相当于到了四百多公里，就是大概翻了一倍。

　　我刚刚讲到经济增长的几个因素，我讲了地方间竞争不利于劳动力城市化，投资是投资过度了，是低效率的，然后不去投资在医疗和教育上，在创新里面往往偏离比较优势，在城市内部搞低密度，在城市之间是促进非一体化。我再讲一遍，中国有没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有，在国家层面我们是一个统一国家，统一货币区，统一市场，是有利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在地方层面做的这些事情，无论如何我不认为它是有利于增长的。

　　你们可能会问我，是不是说“为增长而竞争”或者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这个理论是错了？我想我也没有那么极端，退一万步来讲，如果我们认为讨论制度和增长之间的关系，应该去讨论长期增长的话，那么，“为增长而竞争”的这个增长，最多就是一个短期和局部的增长，而非长期和全局的增长。如果你说我们跟地方官员毫不作为去比较，那我同意，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情况可能要比毫不作为要好一点。但是你要说他是有利于增长的，那我们跟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所讲到的长期的可持续的这个增长去相比较而言，我就不认为所谓地方间竞争是有利于增长的。

　　而且即使是地方间竞争有利于短期局部增长的效应，恐怕还跟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关。如果在早期，因为中国起点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我们当时是资本稀缺的，基础设施也是不足的，而且在经济发展早期规模经济没有那么重要，——因为经济发展早期我们还是一个农业为主的经济，企业规模没有那么大，市场整合也不是那么重要，——地方间竞争可能正效应稍微大一点，而且这个正面效应还要以这个竞争所带来的政策用对了地方为前提，如果用错了地方，也还是不利于经济增长的长期和全局的经济增长的。但是，我要转折了，中国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中国今天是一个投资过度的经济，是一个基础设施已经日趋完善的经济，是一个规模经济越来越重要的经济，是一个大城市和规模经济效应应该在推进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当中的重要性越来越高的经济，是应该进一步加大对于教育和医疗投入的经济，那么在我前面所列举的那些地方间竞争所起到的作用里面，在什么意义上有利于现代经济增长呢？或者在什么意义上有助于实现接下来的高速可持续的增长呢？我想，把这个问题给理解透了，恐怕就能跟前面所提到的中央高层那个判断能够对起来了，中国今天的经济增长还有很多结构性的制度性的问题。我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我们传统的这些所谓叫“为增长而竞争”的模式所带来的增长，最多是一个短期和局部的增长，而对于长期和全局来讲，它恰恰是造成了我们的体制性和结构性问题。

五、产权保护和国家能力

　　这一部分简单回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有很多在西方的学者说，尤其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改革开放之初的时候，好像中国也没有对于私有产权的法律保护，怎么实现发展？但是，大家要去区分，我们讲的到底是在法律意义上的对于私有产权的保护，还是是一个事实意义上的私有产权保护？如果你认为中国是没有对于私有产权保护的，那你不妨问自己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中国今天的民营经济是怎么实现所谓叫“56789”的？也就是，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我们再回到历史，在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早期，有很多事情是从一个贫穷落后的经济开始的，而且当时又叠加了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我们的起点是一个计划经济且国有为主的一个经济。从这个时候开始改革了，在农村搞了家庭承包责任制，这里有一个插曲告诉大家，如果你仅看法律，开始我们搞家庭承包责任制的时候，一开始法律意义上承包制是违法的，如果你只看法律，那的确没有私有产权的保护。可是，承包制在实施的时候是得到中央高层的默认的，当时有人说要打掉不能搞，但是中央高层说可以试试，后来就允许了合法化了。在这个意义上，承包制实施过程中我们有没有私有产权保护呢？你们可能又要问我了，这不是私有产权，承包制承包的是公有的集体土地，对，法律意义上来讲我们农村的土地是公有的集体的。可是你问农民怎么想，农民就认为那个地承包了就是他家的，更不要说在产权意义上来讲，还可以把产权分割为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所有权是公有的，但是使用权、收益权都是私有的。

　　我们再来讲城市，城市一开始搞个体户，很多人也说是资本主义尾巴，当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是芜湖的傻子瓜子，很多人说要动他，邓小平讲不要动，我们可以让他去尝试，民营经济发展起来了，一直到今天，民营经济占到“56789”，怎么说没有产权保护？所以中国在产权这个维度上不是很多人想的那样，是在没有私有产权的情况下发展成了中国现在的经济，不是的，而是在有私有产权的保护下发展到了今天。

　　但是我同时也要指出，我前面所讲的这番话它的参照系都是相对于历史上的过去，改革开放以后的确加强了私有产权的保护，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参照系，现代化的参照系，我想今天我们的产权保护还是有可以改进余地的，这是两个问题。那么什么地方可以改进呢？我举两个简单的例子。第一，在农村的土地城市化进程当中，存不存在对于产权的侵害？我认为是有的。最近在媒体里面曝光比较高的一件事情，在山东对于农民的宅基地强拆，然后归并起来让他们到楼上去住。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农村土地征收的时候补偿还不够。这些问题如果你现在放到一个法治的健康的市场经济里，我觉得做的还不够。第二，民营经济今天也还存在对于自己产权不够安全的一种担忧，就在这两天两会上有一个新闻，有一个民主党派的提案讲到，未来对民营企业违法导致的一些财产没收要统一上交中央，来避免所谓逐利型的执法。这个请大家关注一下，说明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地方政府有所谓叫逐利型的执法。如果是这样一种做法的话，民营企业会觉得不安全。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以现代化的、法制化的高标准来要求，中国今天仍然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是要去改进的，但是这并不说明在历史上我们完全没有私有产权的保护。

　　相对于我刚刚讲到的比较传统的这些观点，最近有另外一个观点很流行，就是“国家能力”，有人说中国取得高速增长是因为国家能力强。在我看来，国家能力这个词压根就是一个空洞的事后诸葛亮的概念。什么意思？成功了你就说国家能力强，失败了你就说国家能力弱。有些学者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比较自由化的情况下说“历史的终结”，全世界的制度都将收敛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制度里去，当年的意思是说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行，中国也不行，现在中国行了，包括这次防疫过程中中国做的比较好，那是因为国家能力强。做学问不能这么做的，都是事后诸葛亮，你的逻辑在哪里？在我看来，如果你们相信这套东西，不如好好研究研究陆老师今天前面所提到的一个问题，对于那些所谓国家能力强的国家，你还不如好好研究研究是怎么保证政策的方向是正确的！你讲的国家能力强，如果万一政策方向是错的呢？那是要犯大错的。我现在关心的是，你怎么保证国家能力强的情况下政策是对的，这个问题比你去提一个国家能力的概念要重要的多，但是我们今天有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充分的研究和思考呢？

　　我前面讲理论，我们接下来讲实证，我看了一些国家能力研究的实证论文，他们用国家的财政占GDP的比重来度量国家能力，我看了以后就噗嗤笑出来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做学生的时候看经济增长的研究，这个度量国家能力的指标不就是当时来度量大政府还是小政府的，或者换句话讲就是用来度量政府干预强弱的。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如果你去回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那些文章，这些指标对经济增长都是不利的。怎么摇身一变，同样的指标变成国家能力的度量了？而且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用中国的研究数据做过，在中国的数据里，在城市层面这个指标对于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显著的，我就不知道这个指标怎么摇身一变变成国家能力了。而且请大家去想，财政占GDP的比重这个指标高，它反过来是什么？这个国家财政来自于什么地方？是不是来自于税收？我们又在批评中国的综合税负太高，国家还在减税。你讲正面的时候说它是国家能力，讲到负面的时候说税负太高，我就懵了。所以，我建议大家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与其用一个空洞的缺乏操作性的事后诸葛亮式的概念，不如好好地去思考，如何让我们的国家发挥正确的能力，或者说保证我们的政策的方向是正确的，好不好？

六、总结与感慨

　　我想讲三个观点或者是三条感慨。第一，我非常担心，我们有一些关于制度和增长的一些说法，最后拿了一个边际上的东西，以为能够解释中国的增长，第一混淆了创新和应用，就是边际上的创新，但是在应用里解释力不高。但是，我非常担心，这样的东西如果太流行以后，会逐渐滑向中国特殊论。而在我看来，中国经济的成功无非就是一般的增长理论的一个具体体现，而中国只不过是具有了一些让这些一般的理论获得成功的特殊条件而已。特别是放在当下的这个阶段，全球化转向去全球化，甚至在一些西方国家出现了去中国化的言论。在这样背景之下，我非常担心对于中国的特殊性的强调逐渐滑向中国特殊论，而不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是我的第一个感慨。

　　第二个感慨，我今天虽然没有提到任何的人名字，但是我真的希望大家不要去迷信权威，包括今天我讲的东西，可能很多也是不对的，你们也不要迷信我，当然我不是什么权威。大家要学会独立思考。

　　我的第三个感慨，今天我所讲的东西没有超出大家在经济学课程里面的原理部分，基本上都是大一的经济学的基本功问题。所以我的第三个感慨是想说，要打好基本功。打好基本功的前提下要多看，多看什么呢？第一多看文献，比如说今天当我讲到国家能力的批评的时候，是建立在我对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增长文献的了解基础上。第二，要多看不同学者的不同观点，不同研究的发现，来回的比较你就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真实的。第三，要多走，多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去跟农民接触一下，去跟地方官员接触一下，哪怕你不去接触农民不去接触地方官员，你就到你家乡的工业园里去看一看，你就到你家乡的空城里去看一看，我想你就知道了，很多你们所听到的东西，什么地方政府促进了创新，开发区和产业政策推动了产业的发展，到底是不是事实。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在中国做研究，要既用脑做，也要用脚来做，千万不要让自己的研究停留在论文上，而跟实际的情况是相脱节的。

　　当今时代是一个需要常识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共识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强调普遍性的时代。而在学术上，我也认为经济学积累了两百多年的智慧，从古典理论到新古典理论到后来的新增长理论，包括我讲的那些东西，借鉴了区域经济学和城市经济学，这些智慧都足以用来去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并且指导中国的未来。我觉得，去吸收这些智慧，更加有利于帮助我们去融入全球的现代化进程，用中央高层的话来讲，也有利于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反过来，如果我们越是强调中国是特殊的，越没有办法去很好地融入全球的普遍性，没有办法去很好地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这个世界有一些共通性的东西，讲这些共通性的东西并不是去否定每个国家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历史，但是这些特殊性的东西是在普遍性和一般性的基础之上去开花结果的，而不是倒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