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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开年,去年尝到甜头的城市继续加码“抢人大战”,特别是西安、南京等城市在2018年的基础上,再次放宽了人才进入的政策。搜狐智库就此访谈了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
在他看来,抢人大战持续加码在于地方政府将新的经济增长动力集中在人力资源上,如果地方政府想要通过抢人来促进当地人才集聚,进而推动经济发展的思路不改变,抢人大战就会一直持续。
陆铭表示,大多数二线城市都想成为一线城市,但是从世界一线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城市等级划分体系相对稳定,深圳从小渔村成为大都市的现象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
他还认为,北京、上海等城市人口规模不是太大,而是太小。尽管北京、上海的人口数量已经超过2000万,但这两个城市的面积和体量已经超过一个城市的概念。“应该将北京和上海建设为更大的都市圈,并将其和国外的都市圈人口规模做对比,目前,东京都市圈的人口数已经超过3700万。”
 
01 搜狐智库:2019年开年“抢人大战”持续加码,是基于什么原因?“抢人大战”何时会消退?
 
陆铭: “抢人大战”的出现主要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发生变化。此前,中国主要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现在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回报下降,各个地方政府都在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而这一轮的增长动力将重点集中在人力资源上。这是抢人大战发生的重要背景。
 
当前,二三线城市的地方政府通过给予人才落户,或是给予高技能人才补贴等相关公共服务吸引高技能人才。未来,如果中国的人口能够自由流动,户籍制度不再成为人口流动障碍,公共服务也不再按照是否是本地人提供,那么,抢人大战的意义就不复存在。
 
但是,在当前的背景下,如果地方政府想要通过抢人来促进当地人才集聚,进而推动经济发展的思路不改变,抢人大战就会一直持续。
 
值得注意的是,抢人大战所采取的手段可能会带来两个问题:第一,通过公共服务和户籍制度等手段吸引人才是否会造成新的不公平。比如,大学生,中专生很容易在当地获得户籍,但是一个45岁、小学毕业的人在当地打工已经超过10年、甚至20年,在目前的政策是很难拿到当地户籍,这是否公平?
 
第二,公共财政的使用应讲究公平性,廉租房应该提供给低收入者。地方政府通过公共财政补贴大学生落户,比如通过廉租房、公租房用来吸引大学生以上的人群来就业,是否存在问题?
 
02 搜狐智库:二三线城市为何成为“抢人大战”主力?
 
陆铭:中国城市的人口是按照行政管辖边界来进行统计的,北、上、广、深的人口数是指辖区范围内常住人口数量。我们当前统计的北京和上海的人口规模均超过2000万,表面上看,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
 
但是,我国的一线城市,尤其是北京和上海的面积和经济体量已经远远超过一个城市的概念。北京的面积对于欧洲国家、或是美国、日本的都市圈来说都是巨大的。
 
所以,对于城市人口的统计应该按照都市圈来进行。所谓都市圈,指以中心城市为核心,跟周边小城市连成片,用轨道交通紧密连接的日通勤圈。比如,你住在昌平、燕郊、甚至是天津到北京工作,这就叫都市圈。从这个概念来说,东京都市圈的人口数量是3700万。
 
换句话说,我们的比较对象出错了,我们应该把北京、上海的人口加上周围邻近中小城市的人口和发达国家的都市圈来进行比较,因为在发达国家,城市的定义只相当于北京和上海的中心城区,而北京和上海范围之内的郊区,如果是在其他国家,是被作为单独的城市进行统计的。
 
由于比较对象出现偏差,导致人们认为北京和上海的人口已经太多了,出现了严格控制人口的政策。对于一线城市来说,如果不控制人口,人口会自然流入,所以不需要抢人才。根据广州的人口规划,2035年广州常住人口规模将控制在2000万人左右,也就是说,人口规模大概比今天增长500万。
 
03 搜狐智库:抢人大战持续是否会进一步推动楼价上涨?
 
陆铭:楼价永远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短期来看,由于房子的供应是给定的,所以人才引进后房价会往上走,比如,西安在去年的抢人大战中就尝到了甜头。但是,如果在接下来增加土地和租房的供应,房价上涨速度就会慢下来。
 
04 搜狐智库:二三线城市向新一线城市发展,人口需发展到什么程度?
 
陆铭:从世界各国的城市变化来看,一线城市的等级划分是相当稳定的。近百年,世界范围内的一线城市基本没有变化,类似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大城市的现象非常少,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一般来说,成为一线城市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地理条件,当前全球范围内的一线城市基本都是临海大港口,或是大江大河入海口。第二,历史文化,当一线城市如果不是沿海大港口,那么历史上肯定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文化或政治中心,比如,巴黎。
 
深圳、上海、广州是第一种,北京则是第二种。除了北、上、广、深四个城市以外的其他城市,中国的哪个城市还具备这样好的条件?
 
所以,中国的二三线城市虽然会不断长大,但是和一线城市相比仍是有差距的。由于二三线城市大量吸引人才,以及一线城市进行人口规模控制。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人口规模会相对缩小,但差距不会消失。
 
所以,中国的二三线城市虽然会不断长大,但是和一线城市相比仍是有差距的。由于二三线城市大量吸引人才,以及一线城市进行人口规模控制。一线城市和二线城市的人口规模会相对缩小,但差距不会消失。
 
未来,如果市场经济更多地发挥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一、二线城市间的人口规模差距会持续存在,甚至扩大。要知道,在日本,东京都和东京都市圈的人口还在增长,而大阪的人口却在下降。
 
05 搜狐智库:引入高技能人才会给城市带来哪些变化?
 
陆铭:根据美国相关研究,引进1个高技能人才会带来5个就业岗位,其中,2个是高技能人才,分别是医生和律师,3个是低技能人才,包括餐馆服务员、家政服务员、超市收银员。高技能人才和低技能人才的比例基本是1:1。
 
我的研究证明过,越大的城市,就业机会越多,失业率越低,低技能人才越容易找到工作。
 
06 搜狐智库:一些人在逃离北上广等大城市后,在二三线城市待了两三年又逃回北上广,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政府应扮演什么角色?
 
陆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人口数量是由产业发展决定的。一个城市的地理位置,包括基础设施、人才集聚的程度、制度以及气候等因素都决定了一个城市的比较优势。所以,每个城市适合发展的产业不同。
 
比如,上海的金融业发展的很好,以武汉为例的二线城市制造业的发展也很迅速。
 
也就是说,城市的先天条件和一些政府政策决定产业,产业的发展影响企业决定招聘的人员数量,劳动者再决定自己是适合做金融还是制造业,是去上海还是武汉。最后就导致不同城市间的人口分布。
 
在这期间,政府应该为产业发展创造条件。比如,上海为发展金融,地方政府大力发展自贸区,进行金融改革。武汉政府则是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来促进制造业发展。
 
中国当前的问题是,城市先招进大学生,然后招商引资,结果导致城市定位不明确,招进来的大学生是否符合本地产业发展需要,也不确定。
 
在中国,地方政府是经济增长和税收最大化的主体,所有的二线城市、三线城市都想做大城市规模,大量吸引人口涌入。人口数量容易在短期提高,但是,能否把人才留住成为问题。前几年,每个城市都想把自己做大,首先想到的就是把城市格局拉开,加大建设新城区,随后政府去招商引资,吸引人才入驻,这些做法短期是有用的。
 
长期来看,还是需要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先按各自的比较优势发展产业、进行投资,再有城市扩张,人才引入。在这期间,政府应保证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只要相关产业的从业人员贡献了税收,就应该给他们提供公共服务。
 
07 搜狐智库:城镇化快速发展,还没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却已经出现了城市病,如何缓解或避免这种现象?
 
陆铭:当前,很多人认为人口数量大带来了城市拥堵和环境污染,这是一个误解,根据研究,一个城市的拥堵和环境污染问题跟人口规模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弱。
 
在城市人口增长的过程中,政府唯一能做的就是增加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总量,调整结构、优化布局。
 
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并不会无限扩张,人口有多少最后取决于两个技术,一个是造高楼的技术,一个是造轨道交通的技术。
 
假设人类发明了一种技术,可以造一个无限高的楼并配有光速电梯,这时候就不需要通勤了,城市规模就可能无限大。但是,现实中因为造楼的技术影响了楼的高度,市中心住房供应有限,所以一部分人住的较远,产生了通勤。
 
当人们住的更远的时候,拥堵的程度取决于造地铁的技术,如果地铁很快很宽,拥堵也不是大问题。在人类目前已经拥有的技术之下,一线城市的通行时间大概为一小时。
 
老百姓自己会决策到底是在北京、上海拿高工资,同时忍受高房价加长时间的通勤,还是到武汉房价更便宜,通勤时间更短,但是收入可能更少。
 
也就是说,城市人口规模取决于老百姓对居住地的选择,城市不会无限扩张,城市人口规模不是政府控制出来的。
 
其实,北京和上海还有空间多建高楼,比如,北京的郊区还种植小麦等农作物。而上海中心城区虽然高楼耸立,但和纽约、香港的楼层相比还是较低。
 
另外,根据研究,世界上的一些大城市的人口逐渐向市中心回流,因为市中心有郊区无法提供的公共服务,比如剧院、咖啡馆、画展等。向郊区疏散人口,搬迁政府的逻辑,在某种程度上会加剧职住分离,或者让居住远离市中心的服务,增加交通拥堵。
 
08 搜狐智库:您一直所关注的都市圈目前的发展程度如何?
 
陆铭: 目前,中国的都市圈发展比较接近国际都市圈发展的是广佛同城和深圳、东莞同城。
 
北京和上海目前仍然没有达到都市圈状态,我国地铁等轨道交通的规划基本按照行政管辖边界范围设定。北京和上海在50公里半径范围之内就已经跨越管辖范围,跨边界的轨道交通网还不够完善。
 
同时,北京和上海还在控制建设用地,客观上隔离了与周边其他城市形成更高效都市圈的可能。另外,对于大多数城市来说,还存在与户籍制度挂钩的公共服务歧视等现象。
 
当前,轨道交通、公共服务和人口自由流动等因素制约都市圈的发展。所以,从城市群到都市圈的改革呼之欲出。改革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第一,轨道交通缩短通勤距离;第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工作和缴税都在一线城市,不能因为我在一线城市的周边住,我的孩子就无法在一线城市上学。
 
这些都要进行改革,否则都市圈概念就没有意义。但是,这一系列逻辑以北京和上海的人口规模不再有行政力量控制为前提。
 
09 搜狐智库:归根究底,城市的发展依赖于什么?
 
陆铭: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城市的发展依赖于人们对于就业、收入机会和生活质量的选择。老百姓在进入一个城市时,会同时考虑经济指标和其他非经济生活质量指标。
 
收入和就业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也是由产业发展带来的,与城市的地理条件、历史、制度相关。而非经济的生活质量指标主要跟公共政策有关,即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环境治理的程度。
 
这些指标的高低将会影响居民的整体生活质量。最终,人们会权衡利弊,决定在哪居住和就业,这是城市发展规律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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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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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工作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作为兼职(客座)研究员受聘于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和日本一桥大学。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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