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的路上，车堵在隧道里。着急，焦虑......

 

我们自己这一道突然动起来了，可以回家了，而旁边那道还堵在那里。这时，让不让旁边的车变道，是个问题。有可能，这是当前中国最令人心痛的问题。

 

从去年到最近一系列社会恶性案件都和户籍身份联系在了一起。这篇文章也许能够回答一些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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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陆铭《大国大城》，世纪文景，2016年，253-258页。

 

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在他的著作《身份与暴力》里说，当社会完全依照单一的身份来划分社会群体的时候，就会使社会冲突增加。这种状况可能正在中国悄悄地发生。

 

在当今的中国，最为重要的身份莫过于户籍。大家都知道，被户籍制度固化的城乡分割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城乡间收入差距，截止到2009年，城市居民人均收入的实际增长仍然快于农村居民，城乡差距仍然在持续地扩大。只是最近这些年，城乡收入差距才有了微弱的下降。

 

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里，发展就等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而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只是把传统的城乡二元分割放到城市内部，形成了所谓“城市新二元社会”。大量的研究发现，城市内部本地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之间存在着较明显的收入差距。不仅如此，不同户籍身份的人的教育回报也存在差距。换句话说，同样的教育水平，有城市户籍的人获得的收入就更高。可能有人会说，这可能是因为看上去同样的教育水平其实是不一样的，在农村接受的教育质量更差。注意，即便如此，这种教育质量的差异仍然与户籍有关！除此之外，我和陈钊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的一系列研究还发现，在城市内部，与户籍人口相比，非户籍人口相对更不快乐，他们的对于政府、社会公众和小区居民的信任度更低。

 

我们针对上海的研究还发现，没有本地户籍的人口还出现了聚居的现象。即使不包括在远郊的居民，以及住在集体宿舍里的外来人口，仍然显示外来人口出现了相对聚居在一起的现象。非本地户籍家庭的居住条件明显更差，在外来人口比例较高的社区，居民对社区居住条件、安全、信任、健康及子女成长环境等方面的评价明显更低。应该警惕的是，如果这种居住区分割的问题延续下去，将使外来居民的下一代的成长环境和教育条件更差，造成贫困的代际遗传，并加剧身份而形成的裂痕。

 

在上海，2014年的常住人口大约2500万，其中，没有本地户籍的人口占40%左右。在珠三角的一些城市，无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比重已经超过50%。如果没有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比例不断持续提高，同时这一群体收入比较低，更不快乐，更不信任，并且相对聚居，那么，这将给城市的社会和谐带来巨大的隐患。

 

要特别提一下，最近我和合作者研究了不同户籍身份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给人们的快乐感带来的影响。先给大家打个“隧道效应”的比方，比如说你开车回家，被堵在过江的隧道里边了，这时候你发现前面的车开动了，你会感到快乐还是不快乐？你会感到快乐，因为你觉得希望来了。在这个例子里，前面的车开动了，相当于收入差距拉大了，这种收入差距具有激励人努力奋斗的作用。

 

但是，如果隧道有两条道，当车被堵上的时候，边上那条道的车往前走了，而你这条道的车还不动，那你高兴还是不高兴？答案是，这取决于你能不能变道。如果你能够变道，你就高兴了，因为你同样有了将车开动的希望。但是，如果不能变道，你就不快乐了，凭什么只能让边上那条道的车往前开呢？在我们的研究里，那些与身份没有关系的不平等是增加人的快乐感的，好比你前面的车开了，你觉得也有希望了。但是，如果收入不平等跟人的户籍身份有关系就让人不快乐了，这好比边上的车道的车开动了，而你却发现划分车道的是条实线——你不能变道！

 

那么，是不是拥有城市户籍的居民会因为处于相对优越的地位而快乐呢？如果你这样想，那么，你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在堵车的隧道里你所在的车道先动起来了，你可能觉得这是高兴的事，但是，如果边上的那条道的人不高兴了，向你扔垃圾、吐口水，估计你也就高兴不起来了。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与户籍身份有关的收入差距同样会使那些本地城市居民不快乐，只不过影响程度小一点而已。

 

在既有的研究里边，经济学家的研究发现，在欧洲收入不平等减少快乐，而在美国，这种效应却不强。这实际上就和美国社会更加具有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流动性有关，其实，“美国梦”的道理就是说每个人都平等地拥有致富的机会。所以，当我们对中国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表示警觉的时候，还要特别注意什么样的收入差距是特别有害的，其实是那些与身份有关的收入差距。当不同身份的人收入差距扩大的时候，那些带有不利身份的人们已经输在了起点上。

 

我们的研究实际上是一个中国城市居民的快乐感决定模型。如果我们去控制由于户籍身份带来的收入差距，对增加快乐感的作用有多大？有了我们的模型，我就可以告诉你答案了。如果不同户籍身份的人之间的人均收入比值下降1，所带来的快乐感的提升相当于提高家庭人均收入53.2%，按照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9%的年增长率来算，这一效应约等于城镇居民5年的收入增长，按照农村居民人均收入6%的年增长率来算，这一效应约等于农民7.6年的收入增长。同时，身份收入差距下降1所增加的快乐相当于增加人均住房面积30平方米。可见，通过缩小身份收入差距来促进社会和谐的效应非常巨大。

 

其实，在城市居民里，对于与户籍身份相关的收入差距，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态度。有些城里人从小就出生在城市，还有一部分是出生在农村，后来才获得城市户籍的。我们发现，那些生在农村的城市居民其实也对与户籍身份有关的收入差距表示不满，真正地由于城镇户籍而获得优越感的其实主要是从小就出生在城市里的人们。

 

有一位英国社会学家斯图亚特研究了收入差距与社会冲突的关系，她发现，学者们的研究有的发现收入差距增加社会冲突，有的说这种关系不显著。于是，她换了一个指标，把与不同社会族群的身份有关系的收入差距拿来作为解释变量，结果发现，这种不同族群间的收入差距总是增加社会冲突的！[ ]在美国，人们最为谨慎的就是不要让肤色成为不平等的来源。在西欧的一些国家，政府正在致力于减少本国居民与外国移民之间的社会分割。在印度，长期以来阻碍社会发展的是他们的种姓制度。在中国台湾，是否是“外省人”至今仍然是其政治和社会发展中的棘手问题。

 

从全球范围内来看，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人口的跨地区迁移成为一个必然趋势，是否能促进不同族群的相互融合将越来越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按照道理来说，户籍制度带来的身份差异只是制度造成的，应该容易解决，而世界上其他地区存在的族群差异往往有着更为复杂的种族的、文化的和历史的原因。但是，如果户籍造成的身份差异持续得不到化解，那么，它对于社会和谐的负面影响同样是让人警醒的。

 

在今天的中国，政策的重点被放在了城市化上。人们总是说中国城市化的水平是远远滞后于工业化水平的，其实中国城市化的水平低就跟城乡分割和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分割有关。如果农民进了城，却没有融入城市生活，那么，这就会阻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如果不及早地重视城市内部的社会融合问题，那么，将对城市的和谐发展产生巨大的隐患，城市的政府和居民将用越来越多的资源去维护稳定和雇用保安。城市居民要想想，与其如此，现在就开始消解“城市新二元结构”，把维护稳定和雇用保安的资源用来做些其他增进人民幸福的事情，岂不更好？

 

【参考文献】

[1]Shiqing Jiang, Ming Lu and Hiroshi Sato, “Identity, Inequality, and Happiness: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World Development, 40(6), 2012, pp. 1190–1200.

[2]汪汇、陈钊、陆铭：“户籍、社会分割与信任：来自上海的经验研究”，载《世界经济》，2009年第10期，第81-96页。

[3]陈钊、陆铭、陈静敏：“户籍与居住区分割：城市公共管理的新挑战”，载《复旦学报》, 2012年第5期，第77-86页。

[4]F. Stewart, “Horizontal inequalities: A neglected dimension of development”, WIDER Annual Lecture, 2002, 5.

[5]F. Stewart,G.Brown& L. Mancini, “Why horizontal inequalities matter: Some implications for measurement”, CRISE Working Paper, 2005, No.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