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翕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内外部风险接连浮现，给中国经济的前景蒙上了阴影。在这个背景下，教育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教育赋予人们知识和技能。办好教育，一方面能为产业升级提供人才储备，另一方面有助于控制收入不均等，从而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发展。 

 

经过多年的政策努力，义务教育已经在全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基本在城市普及，今天中国教育的短板是农村青少年的高中阶段教育。据计算，在2015年，中国农村青少年的高中入学率应在67% 到82%之间，离“普及”尚有一定差距。在这一背景下，“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成为了“十九大”报告中一个明确的政策目标。教育部等部门也在去年拿出了《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未来一段时期内，高中教育供给将是政府的一个工作重点。

 

然而要普及高中教育，光有供给的决心是不够的，还要考虑教育需求。农村孩子有上高中的需求吗？这种需求又有什么特点呢？如果这些根本的问题得不到回答，恐怕很难有效率地普及高中教育。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中国的教育史也许能带来一些启示，帮助我们认识农村孩子的教育需求。

 

大约从2000年开始，全国高中入学率曾有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图1），尤其是农村青少年的高中入学率，从2000年的27%急升到2005年的43.5%。另一方面，中国自1999年开始实施大学扩招政策，大学招生规模大幅增长（图2）。在时间上重合的这两件事，是否会有内在的关联呢？不难设想，人们读高中的一个主要动机就在于想要考上一个好大学，以后找个好工作。现在上大学的机会增加了，与辍学相比，继续读高中变得更有吸引力了，入学率就有可能提高。特别是对于农村出身的青年来说，上大学堪称“命运转折点”。一旦有机会上大学，农村子弟不仅能在城市非农产业中找到一份收入较高的工作，通常还能把自己的户口从农村地区迁到城市地区，实现彻底的城市化。所以，大学扩招很有可能激发了农村青少年读高中的需求，从而提高了其高中入学率。

 

 

上述猜测是否确实成立呢？我和陆铭教授在工作论文《Towards an Intelligent Country: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and Rural Children’s Senior High School Participation》中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我们的研究开始于一个前提：如果大学扩招确实能影响高中入学，那么农村青少年被影响的程度一定大于城市青少年。我们至少有两点理由支持这个前提，第一，农村出身的学生的义务教育条件较差，在中考中没优势，很难考入好高中，进而又在高考中缺乏竞争力。大学扩招更加有利于高考中排名较为靠后的学生，因而更有利于农村子弟。第二点可能更加重要，通过上大学获得城市户口只发生在农村学生身上，所以上大学给农村子弟带来了额外的回报。因此，如果大学扩招确实提高了农村子弟的高中入学率，我们就应该观察到农村子弟的高中入学率比城市子弟增长得更快。我们的研究的确发现，在剔除替他因素的影响后，2000年至2005年间农村青少年的高中入学率比城市青少年多提高了18个百分点。

 

农村子弟的高中入学率在2000年到2005年间上升更快，还不足以说明确实是大学扩招促进了农村子弟就学。比如，这个结果有可能是由同时期的其他事件所导致的。再比如，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农村青少年高中入学率的追赶趋势在1999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对于这些可能性，我们分别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做了因果关系检验。一方面我们发现，在大学扩招力度更大的省份，农村子弟的高中入学率相对于城市子弟提高得更多。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农村和城市两个组别的“初升高”升学率一直有差距，但是这个差距在1999年之前是稳定不变的，从1999年开始，差距明显缩小（图3）。也就是说，恰恰从1999年开始，相比于城市初中毕业生，农村初中毕业生越来越倾向于继续读高中了。因此，不论在空间维度还是时间维度，我们的结果都和“大学扩招促进农村子弟高中入学”的假说相吻合，可以认为农村子弟高中入学率的提高确实是由大学扩招导致的。

 

大学扩招和农村子弟高中入学率提高之间的因果关系建立了，但我们假想的作用链条是成立的吗？确实是由于上大学的可能性增加，读高中的预期回报提高，农村子弟才更愿意读高中，从而推高入学率的吗？如果大学扩招提高农村子弟高中入学率的作用是由预期回报驱动的，我们就应该观察到，农村子弟预期读大学的回报越高，这种作用就会越强。对于农村学生，读大学的回报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高等教育本身的回报，也就是高校学习本身能提高多少收入；另一部分是通过转变户口获得的福利提高，这一部分可以用由户籍分割造成的城乡收入差距来衡量。我们的研究发现，在高等教育回报越高的地区，以及城乡收入差距越大的地区，大学扩招促进农村子弟高中入学的作用的确越强。这样，我们所设想的教育需求驱动教育参与的作用机制也被数据验证了。

 

虽然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十多年前的事，但是我们的研究结果对于中国当下的教育事业发展具有借鉴意义。根据我们的研究，自2000年到2005年，大学扩招通过提高预期回报将农村青少年的高中入学率提升了18个百分点，这相当于其2000年入学率的三分之二。可见，农村家庭对于高中教育是有强烈需求的，而这个需求建立在教育的回报之上。想要在农村青少年中有效率地普及高中教育，就要让教育供给侧适应教育需求的这个特点。就教育领域本身而言，既然读大学的机会对于农村家庭的教育参与如此重要，那就应该想方设法提高农村学生在中考、高考这类选拔性考试中的竞争力。因此，农村子弟的义务教育质量必须提高，这既包括加强农村地区的义务教育，也包括向“流动儿童”开放城市的教育资源。在教育之外，中国诸多压低教育回报的体制机制弊端也亟待解决。比如在教育回报最高的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城市规模被户籍制度和土地政策等因素严格控制，城市创造就业的能力被严重抑制。如果这些制度性障碍能得到解决，让大城市更多吸纳人口就业，人们对于教育回报的预期自然会提高，普及高中教育将事半功倍。 

 

可以看出，中国今天的人力资本积累问题很大程度上是资源的空间配置问题，这既包括教育资源本身的空间配置，也包括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我们团队一直强调，空间资源错配是当今中国经济的一个根本问题，但如果下决心纠正，也是不难解决的问题。违背空间经济规律，效率与公平皆失；在集聚中走向平衡，效率与公平兼得。上述研究再次从人力资本积累的视角佐证了这一点。眼下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变数增加，越是这种时候，越要下决心修炼“内功”——遵循经济规律，坚持对内改革，建立一个更有竞争力的经济体系。

 

相关文献：

Lu, Ming and Zhang, Xi, 2018. Towards an Intelligent Country: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 and Rural Children’s Senior High School Participation, Working Paper.（本文曾于2018年9月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和期刊《Economic Systems》联合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The Rise of China: 40 Years of Reform & Opening-up and Implications for Other Economies上报告过，目前已经进入该刊的审稿和修改过程。有兴趣的读者可发邮件向作者索要论文原文：819416845@sjt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