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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与中国具体国情相作用的结果。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中国发展的经验都反映出特定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规律与内涵。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有必要在回顾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提醒社会各界要“回到常识”。要认识到,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有普遍规律,这些普遍规律是基于人的选择,而选择的背后则反映人性的普遍性。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尊重普遍规律、尊重人的选择、尊重人性。
 [东京街头  摄影:陆铭]
一、 经济社会发展要尊重普遍规律
 
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有其内在的规律。只有充分尊重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普遍性,才能使市场经济实现科学的发展。
 
首先,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有科学的精神。虽然说在总体上中国发展的成就是经济规律与中国实践结合的产物,但直到今天,社会各界仍然缺乏社会科学的精神来认识中国发展。一个具体体现就是我们往往有意无意地混淆现象和规律,我们把一些在中国特定的制度和政策背景下产生的现象误以为它是规律了,却忽略了世界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尤其是发达国家所出现的规律,我们常常视而不见。有的时候是有选择的忽略那些规律,然后把那些规律作为一种现象来对待。于是就在思想和实践上产生了一种误区,喜欢强调中国特色,并将之置于普遍规律之上。而我认为,虽然在中国的发展中的确有自己的特色,但更要尊重全世界的普遍发展规律,不能忽视人类社会科学的知识和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更好的与世界进行对话。
 
其次,要尊重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一直都是问题的焦点。有时候,政府行政手段干预市场经济的做法,扭曲了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在中国最为普遍使用的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实践中往往注重“中国特色”,而忽略了“市场经济”。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是市场经济,就应该尊重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普遍性。第一,在市场经济中价格由供求决定,价格作为一种引导资源配置的信号,反映资源的稀缺性和价值,供给方就根据价格信号判断自己应该到哪个部门、哪个产业、哪个地区提供商品和服务,这是价格机制的关键作用,能够保证资源有效配置,保证一个国家的竞争力。第二,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是在一个国家内部生产要素应该可以自由的跨地区、跨部门配置,资本和劳动这两个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应该能够在不同的部门之间、不同的地区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自由流动。具体到中国,尽管目前仍然存在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但是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尊重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从而保证资源配置效率,获得高质量的发展。第三就是尊重私有产权、保护私有产权。每个国家可以有不同程度的国有制比重,每个国家可以有不同的政府强弱。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内部,有的国家政府弱一点,有的政府强一点,但是不能忽略市场经济普遍尊重私有产权。私有财产应该得到保护,不能因为一个国家存在较高的国有企业比重或强政府,就使得私有产权得不到保护,这就不是现代市场经济。
 
第三,尊重平等公正的价值观,这既是社会主义价值观,也是全世界共同的价值观。中国的经济已经现代化了,用一个指标表示,就是工业和服务业在全国GDP当中占的比重超过90%,服务业占比达到60%,实际上中国已经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但是我们价值观和文化,还远远落后于经济现代化的要求。传统的农业文化是以家庭和家族为中心的,人在农业社会里活动范围有限,很多人活动范围就没出过乡,所以每天的经济社会往来就是在自己的邻居范围之内。现代化经济和传统的农村文明有个非常大的差别,就是人的交易关系远远要超越乡村的范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协调处理好“公共领域”内人与人的关系。从小的方面来讲,涉及到城市内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从大的方面来讲,就涉及到地区和地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关系。但是目前中国民众的行为与思维方式以及一些政策措施仍带有强烈的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的烙印。在面临到公共生活的时候,我们缺乏用平等和公正的价值观来指引公共生活的习惯和制度,来规范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地方和地方的关系、城市化进程中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关系。如果说现代政治哲学中由罗尔斯所提出的“无知之幕”原则对大多数中国人还太遥远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朴素的公平观应该是根植于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但其实也未能被很好地实践。比如说,户籍制度至今仍然构成对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构成公共服务歧视,积分落户制度中也存在歧视低技能劳动力的标准,这些都明显地违背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却被作为中国特色的政策,至今仍在实施。类似的,直接排斥外来移民的政策和超大城市“控制人口”的政策,在本质上也是在用行政手段规定具有“本地”身份的人更有权利居住在超大城市,这同样是有违平等公正的价值观的。
 
二、 尊重人的选择,实现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最大化
 
市场经济要保证生产要素在一个国家内部自由流动,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应该保证一个国家内部公民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自由流动。自由移民是生产要素流动的一个具体表现,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要尊重人的选择,实现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最大化。
 
第一,自由移民保证了国家竞争力和效率。劳动力是最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自由移民的时候,他追求更高收入和更好就业机会,其实他就是在保障这个国家内部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第二,自由移民保证公正性。在许多人的误解中,认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只注重效率而忽视公正,其实,效率和公正在市场经济下是可以同时实现的。比如,很多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本身是有规模经济性的,规模经济越大的地方基础设施越好。比如机场的建设、高铁的建设都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性。城市越大,以高铁为例,一定是班次越多,甚至飞往大城市的飞机机票更便宜,省内的支线反而比跨省的机票更贵。由于规模经济会导致比较优质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集中在大城市,但是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用的是纳税人的钱,特别是高铁、机场、奥运场馆,用的是全国人民的钱,国家应该允许公民自由选择,通过移民去享受那些用公共资源投资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不能说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是用全体劳动人民的税来建设的,但在制度上只允许大城市本地户籍居民享受,这是违反公正性原则的。此外,自由移民还能够缩小地区间、城乡间收入差距。人从农村迁往城市,从一个城市迁往另外一个城市,本身就是出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直到在不同地区居住所获得的效用大致相同为止。如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政府的工作目标,首先就要去除掉这个市场经济体系里面阻碍劳动力移民的制度障碍。中国是一个收入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自由流动能促进地区和城乡间收入差距缩小,而这一差距是中国收入差距最为重要的来源。反过来说,阻止自由移民,产生的是把城乡间和区域间收入差距拉大的作用。
 
第三,一国内部的自由移民实际上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习近平总书记讲2020年中国要建设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有很多层面,包括法律层面,而自由移民本身就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部分。在一个国家内部,一个公民的居住、就业、纳税是几位一体的,而纳税人的义务和他的公共服务享受权力和政治权利是挂钩的。我们要建立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移民在居住、就业、纳税、公共服务享受和政治权利几方面“五位一体”是非常重要的。在现代市场经济的治理体系中,当居民对一个地方政府的工作不满意,居民会选择离开,导致当地税收下降,这种“用脚投票”机制反向促进政府改善公共品提供的数量和质量。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治理机制是,自由移民对于一个统一货币区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是天然的统一货币区,当使用人民币作为全国统一货币的时候,人民币只会有一个汇率。汇率由劳动生产率决定,当全国各个地方劳动生产率有巨大差异的时候,汇率就只能由中间水平的劳动生产率来决定,这时,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汇率是偏高的。中国是统一货币区,对于欠发达地区来说,他们劳动生产率较低,而汇率又不能单独贬值,这就制约了其经济发展。而自由移民能调节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使之在地区之间趋同。反过来说,如果不能自由移民,欠发达地区劳动生产率本来就低,还需要为本地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经济发展,只有两个渠道来筹资,要么问中央要财政转移支付,要么地方政府负债。而在我国单一制的体制之下,如果地方政府负债最后还不起,还是中央帮着还,事前的转移支付和事后帮着还债,本质上是一样的。如果中国不把自由移民的条件加以改善,最后必然转化为巨额的财政转移支付负担和(或)巨额的地方政府负债负担,危害到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三、尊重人性、尊重城市化规律,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
 
城市化是农业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体现,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也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城市化的进程,有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应得到更为充分的认识和尊重。遗憾的是,虽然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指出,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但什么是城市发展的规律却一直没有讲清楚,结果在实践上出现了一系列的误区。
 
第一,城市发展的规律是城市化水平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而提高。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提高过程中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化率普遍超过80%。然而,中国出现一种论调,说中国的城市化率在60%会封顶。实际上,只要城市部门在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两个力量之下持续地提高收入水平,就会产生农民进城的吸引力,城市化率就必然提高,而农民的人均土地面积持续增加,最终使城乡间收入差距缩小。也就是说,和全球趋势一样,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化率只会越来越高,并不会停止在60%,让40%的中国人居住在农村。如果要让城市化停止在60%,要不就是中国停止经济增长,城市收入水平不再提高,要不,就需要通过某种手段阻碍农村居民进城。阻碍农民进城不仅在制度上难以持续,而且还会让城乡收入差距持续存在。由于未充分科学地认识到城市化的规律,在实践中,存在很多反对中国的城市化的理由,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认为城市化会带来城市病。实际上,人待在农村会有农村病,农村病恐怕比城市病还要严重。还有人总是认为,城市化会导致贫民窟的问题出现。实际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贫民窟现象不是经济规律,而只是这些国家的特定制度和政策的结果,应该看到,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成功解决了贫民窟的问题。我们不能把个别现象视为了规律,并以此阻止城市化的进程。更不要说,低收入群体在城市聚居,本身也是因为他们没有替代性的更好的选择,也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之,反对城市化的观点恰恰忽略了城市化本身就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样的“中国特色”城市化理念是违反经济规律的。
 
第二个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人类到现在为止还在不断的从小城市向大城市迁移。这个现象也是世界普遍现象,不只是中国存在。即使是在城市化率非常高的发达国家,例如美国、加拿大、日本、欧洲国家,人们仍然在从小城市往大城市迁移。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城市规模经济带来更好的就业机会、更高的收入水平、更多样的消费性服务业。绝大多数人的天性就喜欢每天过丰富的日子,不喜欢单调重复的生活。这些就驱动了人们向大城市的搬迁,这就是在城市化进程中人性的力量。与此同时,在大城市,通过技术和管理的改进,城市病是能够得到治理的。然而,在中国,社会各界却忽视了人们从小城市向大城市迁移的发展趋势,以及人们对于大城市生活的向往。政府出台各种措施引导人们返乡,试图缓解大城市的城市压力,例如鼓励中小城市的发展,耗费大量财政资金去为农村提供补贴。客观上来说,补贴在短期里有缩小地区间和城乡间差距的作用,但在根本上,却忽视了中小城市和农村并没有足够庞大的规模经济承载大量的产业和人口。在全世界都在走工业集聚发展的道路的同时,我国工业化发展却走向多点分散的格局,几乎每个县都有一个以上的工业园,全国各地建设了大量超标的新城,然而却造成了许多空置的“鬼城”和工业园区,导致资源的浪费与政府的负债。在国家层面将大量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到人口流出地,使得全国遍地开花兴建新城,大量的新城建在人口流出地,形成空城,与此同时,像北京和上海这样人口流入的大城市却限制土地供应。这种土地配置方式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造成人口流入但土地供应不足的城市房价不断上涨,而人口流出地的住房大量空置,这都是违背了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客观规律。在超大城市,面临严重的供求失衡,还有人主张用少建房子作为控制人口的手段,并没有认识到少建房子只会导致更严重的供求矛盾和房价上涨压力。未来,我们只有尊重市场经济、尊重人性、尊重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在人口流入多的大城市增加土地供给,才能有效的缓解住房短缺,遏制房价快速上涨的趋势。
 
第三,反观现在全世界城市发展现状,在一些大城市,人口正在重返大城市市中心。在纽约、伦敦、东京等城市,一度出现过人们从市中心搬到郊区的趋势,这在历史上被称为“郊区化”过程。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人们在特定的阶段追求居住更大的房子,同时,汽车的普及也使得人们能够在住得更远离市中心的情况下,将通勤时间控制在一个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上的一些大城市,又重新出现了人们回到市中心的趋势。这种趋势可以由生产和生活两个方面的因素来解释。在生产方面,现代经济发展当中,知识、技术和信息密集型的产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对于一个国家提升竞争力的作用越来越大,而这些产业又需要密集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来生产和传播知识,于是,市中心更加有利于这些产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在生活方面,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多的消费服务。而出于对服务消费多样性的追求,人们也越来越愿意居住在服务多样性更丰富的市中心。由于对这些大城市出现的普遍规律认识不足,在今天的中国大城市,仍然以为人口向郊区的疏散可以缓解城市病,而实际出现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越是将人口向郊区疏散,越是加剧了“职住分离”现象,以及交通拥堵和汽车尾气排放的问题。
 
四、结语
 
2018年是中国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大时刻。40年改革开放的历程说明,走向开放,利用人类积累的智慧和知识发展自己,承认全球经济存在的普遍规律,能够帮助像中国这样的欠发达国家走上富强之路。
 
中国正处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发达国家之列的关键阶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仍然需要尊重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经济规律,要认识到这些经济规律的背后是人性和人的理性选择。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讲,要充分认识到经济发展规律本身就体现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此同时,经济政策的制定,应践行平等公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共生活中,强调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要尊重每一个个体的选择,特别是要尊重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只有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常识”,尊重普遍规律、尊重人的选择、尊重人性,才能在建设美好中国的进程中,兼顾效率与平等。最终,才能有利于中国与世界各国一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在此进程中不断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中国梦。
 
文章来源:陆铭 2018,《回到常识——从城市发展的规律和政策说开去》,《京师文化评论》,秋季号,134-1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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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

陆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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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工作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作为兼职(客座)研究员受聘于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和日本一桥大学。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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