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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周年,成就斐然,但此时更应该总结问题。当前中国遇到的困境是,经济已经现代化和全球化,但是,思想和治理跟不上。
 
现代经济是以经济集聚在少数地区为基本特征的。而且,大城市周围的都市圈在国家发展中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当现代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的时候。
 
同时,在一个开放经济中,海港极为重要。这在本质上是一个技术问题,也就是说,几百年来,海洋运输成为国际贸易最便宜的方式,因此,全球化是由海洋贸易主导的,国内外资本和中国的劳动力在临近海港的地区结合,推动了中国的发展。
 
与上述趋势相比,中国普遍存在着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残留的思想意识和治理模式,以及由古代中国继承下来的“大陆帝国”的心态,远远不能适应经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需要。
 
第一,惧怕集聚和人口流动。在农业社会,人口是天然均匀分布的。而且人口与土地的结合,导致人口流动天然是比较低的。这使得我们惧怕人口流动,惧怕离开土地,而且不是离开土地的农民惧怕,是政策制定者和少数生活在城市里的学者惧怕。比如,全世界的城市化进程,必然伴随着空心村出现,但在中国,空心村被污名化。再如,一个国家内部,人口流动是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现象,而在中国,东北等地区人口流出所带来的问题被夸大了。由于不理解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的规律,在农村地区的土地改革缩手缩脚,甚至打着保护农民的旗帜,阻碍资本下乡,使得农民所拥有的土地使用权,不能真正获得资产收益。
 
第二,对宜居的误解。人们片面的把城市生活质量和宜居理解为青山绿水和低密度,带着乡愁建城市。而事实上,现代城市的宜居首先是消费的质量和多样性,特别是服务消费的质量和多样性。而城市的环保则更加体现为低碳的生产和生活。低碳的生产,恰恰通过提高城市服务业的比重来实现。而低碳的生活,恰恰需要在(大)城市里的公共基础设施(比如轨道交通)来实现。通过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恰恰是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城市,人均碳排放量和GDP的单位排放量更低。
 
第三,缺乏公民观念。中国在一代人之内,直接从农业经济,经过工业化,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但由于长期的农业社会,中国民众一直缺乏公民观念。人们的利益格局仅仅与家庭和社群结合在一起,却看不到整个国家和城市层面有共同的公共利益。这一点,在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和如何对待外来人口的问题上,表现尤其突出。户籍制和公共服务的歧视等等,在本质上是为了保护短期局部的利益,结果是既牺牲了经济增长,又危害了社会和谐,损失了国家的长期公共利益,最终也不利于本地户籍居民的长期利益。长期存在、甚至局部加强的户籍歧视已经演变成现实的残酷,反过来危害了统一国家的公民社会身份认同。
 
上面三点主要跟观念有关,下面三点,主要跟治理有关。
 
第四,分权模式下的均匀发展,不能适应现代经济。自古以来,我们就把平衡发展理解为经济和人口的均匀分布。而现代经济的均衡发展,是指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在地区之间的均等化,以及在区域经济集聚发展背景之下,伴随着的地区之间的分工,而这又恰恰建立在人口自由流动的基础上。由于对这个规律不理解,在经济分权模式之下,每一个地方都追求短期投资和经济增长最大化,同时,中央动用行政力量把资源引导到欠发达地区,最终形成的是欠发达地区空置的工业园和新城,以及地方政府债务,整个国家的资源配置效率是下降的,最终造成了经济增长的阶梯式下滑。(顺便说一句,在学术研究中,认为中国的分权模式和县域竞争有利于经济增长,这种脱离实际的陈腐论调应该被抛弃了。如果说上述模式有利于增长的话,最多有利于局部的短期的增长。而在整个国家层面,却造成的是投资过度、重复建设、市场分割和资源错配。)
 
第五,政府凌驾于市场经济之上。社会各界根深蒂固的不相信市场经济,往往把当前中国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归结为市场经济的问题。而事实上,大量被人们所抱怨的那些问题,包括收入差距、公共服务提供不足、房价高、环境质量的恶化,等等,在很大程度上都不是市场经济本身必然存在的问题,而是政策失误、管制不当和供给不适应需求所导致。对于市场经济的不信任,甚至演化成了越来越严重的对于市场经济的干预,甚至直接干预价格形成机制。在当前,我们必须要理解到,中国经济的起点是计划经济,大量现存的管制和干预,并不是在修复市场经济的不足,而是在违背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甚至和市场对着干。仅举一个例子,中国的高房价是局部地区的现象,在本质上是因为在人口流入地限制土地供应而导致的。而当下的做法,是通过打压需求,去控制原本由供给不足所导致的高房价。这些做法,在本质上违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没有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
 
第六,对融入全球化的准备不足。在国际上,由于对海洋贸易所推动的全球化进程认识不足,未能充分认识到,以欧美为主导的面向海洋的世界贸易体系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之后,享受了海洋贸易所推动的全球化红利。但是,我们对此认识不足,在国内,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向是远离海洋。在国际上,对于既有国际贸易体系和国际关系的态度,都仍然没有摆脱大陆帝国的心态,未能充分融入海洋贸易所推动的国际体系。问题是,沿大陆往西,是不是人类文明和现代化的方向?这一点,是需要深刻反思的。
 
因此,中国下一程的发展,我认为要充分尊重人类普遍的发展规律,正确面对由海洋贸易所推动的全球化进程和国际经济秩序,具体来说,要做到三点。
 
第一,坚决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十九大的决议,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真正的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工作的目标。价格信号是因为告诉了我们什么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够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以政策制定者的想法替代掉市场机制的选择,只会走向市场经济的反面。
 
第二,在市场成为配置决定性力量的前提下,政府的确要更好的发挥作用,但政府发挥作用的时候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对于一切历史遗留下来的,造成人和人之间身份差别的制度坚决改革。政府的权力应该坚决关在笼子里,不能成为影响市场经济公平性的力量。
 
第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共同的制度基础,那就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加对外开放。
 
最后,我想说16个字:世界大势,滚滚潮流,顺之者昌,最后这四个字,是个选择题,我的希望是,选择“时不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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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

陆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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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工作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作为兼职(客座)研究员受聘于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和日本一桥大学。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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