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9日，教育实验经济研究所（CEEE)社会科学实证讲坛第七期邀请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陆铭教授前来分享其关于“教育、城市和大国发展”的学术观点。

报告内容

自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出现趋势性下滑。这一下滑有两个常见的解释：一、人口老龄化；二、高国民储蓄率背后，投资依赖型增长方式不可持续。对此，有一些相应的策略。比如：延迟退休和保持一定的出生率来促使劳动力数量增长、优化投资结构获取更高的回报、改善教育和健康来提高人口素质。经济增长理论告诉我们，人均GDP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个是人均资本，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通常，全要素生产率主要取决于教育水平，这是罗斯高(Scott Rozelle)强调中国要加大对于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农村教育投入的原因。当然，加大投入提升教育水平是重要的，除此之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其内部城乡和地区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也是决定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方面。倘若从“空间”的视角来看中国的教育问题，教育就不再只是一个投入的问题，而是包括了在哪投入和在哪提高教育回报的问题。

一、如何破解效率与平衡的冲突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同样换空间的角度来看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每一个省放在欧洲都是一个(甚至几个)国家的尺度。如果分省来看，2014年，中国已经有9个省市(其中8个在沿海)的人均GDP超过（或接近）10000美元，也都是城市化水平比较高的地区。所以，从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角度来看中国发展，问题的本质是提高中西部省份的人均GDP和居民收入。

那么，如何帮助欠发达的地区实现人均GDP和居民收入的增长呢？从人均GDP的数学表达可以直观感受到，要么提高分子（GDP），要么减少分母（人口），也就是选择“均匀”发展还是选择“平衡”发展？效率和平衡之间的矛盾是不可破解的吗？答案是否定的。通过提高地区之间的资源配置效率，保持经济增长，并不是必须要牺牲区域平衡。 

首先，看一个美国的例子。美国的少数州集中了全美的大量人口，也贡献了GDP总量中的大多数。这样的状况虽然在地区间的总量上表现为极度“不平衡”，但是从经济效率上来看，人多的地区很好发挥了集聚效应，满足了工业和服务业的规模经济需求；人少的州提高了“资源受限行业”的核心投入品（如：农业生产所需的土地、旅游业的资源或者自然资源）的人均拥有量，也提高了其人均GDP。所以美国各地区之间是高度分工的，“在集聚中走向了平衡”。从美国的例子我们可以了解到，通过人口自由流动实现“空间均衡”，是保证一个国家地区之间人均收入、生活质量上平等的最重要的依据。

相较之下，中国目前在经济效率和区域平衡两方面都还存在有较大的改善空间，中国的地区间人均GDP差距是因为人口流动不充分，导致每个地区的GDP份额与人口份额不一致。所以，在经济集聚发展已经成为全球趋势的背景下，中国需要通过增强劳动力的流动性，同时针对人口流出地的公共服务进行转移支付，这样“动人”和“动钱”相结合，才能实现经济效率和人均意义上的区域平衡。

 

二、过去十多年中国走过的路

 

回顾过去十年中国的发展之路，存在“人往高处走，资源向低处走”的问题。这其中包括了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问题、转移支付和企业补贴的资金问题，并进一步影响了劳动力的流向。这些政策背后的观念误区混淆了规模的平衡（均匀）和人均的平衡，以及误以为政策的力量可以抵消市场的力量。

 

2.1 地往低处走

 

统计数据显示，自2003年以后我国出现了土地供应向中西部偏向的政策，中西部土地供应占全国供应总量的比例逐渐升高，到2011年已经超过一半。数据分析结果也显示，沿海、人均GDP高的城市土地供应相对收紧。如果将城市分为2003年后土地供应份额增加和减少的两个组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二者的房价－工资比在2003年之后表现出相反的变化趋势，也就是两组城市的房屋供需关系是相反的，人口流入城市相对收紧了土地供应，导致房价上升，而人口流出地土地供给反而大幅度增加，结果房价相对工资下跌了。

“地往低处走”一方面导致东部地区的开发区建设被抑制，从2003年开始出现了开发区数量和企业数量在全国占比的明显下降。另一方面则是人口流出地的中西部省份和中小城市大量的新城建设运动，特别是在2009年之后，呈现出新城爆发性增长的态势。出现这种现象，本质上是因为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与人口流动方向相背离，且地方政府试图先建城，再吸引产业和人口。由于中国的新城建设是以地方政府主导并依靠举债完成的，若新城违背经济规律而建设，建成后不能吸引足够的人口和产业进驻，则转化成地方政府债务负担。由统计数据可以看到，中西部省份的政府债务（用城投债衡量）占比不断上升且高于其GDP总量占比（2011年内地的GDP占比41.45%）。 

2.2 动钱有用吗

 

通过对省一级财政转移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的分析显示，占有更高份额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并未带来更高的经济增长。我们没有证据可以表明中央财政转移能够起到“平衡发展”的作用，而应是仅仅起到了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通过回归分别在短（当年）、中（5年）、长期（17年）分析城市经济增长的解释因素，结果显示投资、政府支出虽然在短期显著增加经济增长，但在长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显著的，而到主要大港口和大城市的距离这两个地理指标在各个阶段都表现出显著的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教育虽然在短期、中期没有显著的系数，但是在长期有显著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这也就说明，依靠投资和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带来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三、在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想要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们要提高中西部人民的人均GDP、收入，还要提高教育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又回到了我们在开始提出的问题：教育需要在何地投入和在何地回报？

 

3.1 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教育回报

 

综合多个研究结果显示，改革开放30年来教育回报不断上升，根据2005年的1%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得到，每增加一年受教育年限平均可提高13.2%的教育回报（梁文泉和陆铭，2015）。已有研究表明，城市的教育回报高于农村。总体来说，每年教育回报和城市人口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城市越大教育回报越高。同时，每年教育回报和城市的大学毕业生占比正相关，大学生占比越高，教育回报越高（邢春冰等，2013）。已有研究表明，一个城市平均受教育年限比另一个城市高1年，其人均收入可以高21.9%（ Glaeser and Lu, 2014）。通过使用中国2005年1%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这一数值约为19.6%～22.7%（梁文泉和陆铭，2015）。所以即使在大学快速扩招的背景下，大学的教育回报依然在不断上升。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提升了高技能者的教育回报，促使“人往高处走”。

3.2 技能互补和劳动力流动

 

城市在聚集了大量高技能劳动者之后，会相应产生对于低技能劳动里的需求，这是城市内在的包容性。产生技能互补性的原因可能有三点：一是劳动力分工（“斯密定理”）；二是人力资本外部性；三是消费外部性。当城市高技能者（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比例增加1个百分点时，高技能者的小时工资会增加6.11个百分点，而低技能者（大学以下学历）的工资会增加7.17个百分点。最终表现为城市规模对于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同时的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正效应。所以，“人往高处走”可以促使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小城市流动向大城市。

 

玻璃幕墙的特点是，看不见，但是有。中国劳动力在城乡间和地区间流动的制度障碍就像是玻璃幕墙，横在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通过对比我国与美国的城市劳动力技能分布，可以发现中国的大城市（下图中的实线表示）存在低技能劳动力短缺。这样的短缺是户籍、土地、社会保障等制度制约的结果。劳动力流动障碍使大城市的低技能者比重偏低，使中国的大城市损失技能互补性，阻碍了产出最优化。

需反思一些城市提出“提高人口素质结构”的政策，无视技能互补性的城市化策略将会使中国的超大城市“香港化”——服务价格快速上涨，再加上由于土地供应不足导致房价快速上升，制约城市的发展。

 

3.3 劳动力流动障碍与人力资本

 

劳动力流动障碍阻碍了人力资本投入。中国有大量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他们的基础教育存在问题，在人口流出地地方政府缺乏投入的激励，在人口流入地地方政府以教育歧视作为人口流入阻碍，这导致了留守儿童和随迁儿童的教育缺失和健康不良。

 

超大城市真的教育资源不足吗？统计数据显示，伴随着城市的扩张，北京和上海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数量却在减少，中小学生的入学数量曾一度上升，但在近年“控制人口”的导向之下，学生入学数量也在减少。如果教育资源不足，为什么政府还在减少学校呢？

有人以北京的资源缺乏（缺水）作为理由解释上述现象。北京真的缺水吗？下图是北京市统计年鉴公开的2001年与2015年的相关数据。在此期间，北京的人口和GDP数量都大幅度增长，北京的总供水量却是下降的。按现在的用水量计算，如果北京不发展农业的话，仅农业用水就可以容纳超过800万人口的用水需求，如果用2014年的数据计算，这个数字是1000万。

不仅是对儿童的教育重视不够，成人的培育在人口大量流入的东部也不够。研究显示，在东部培训的人劳动力市场表现更好（陈钊和冯净冰，2015）。因此，如果加大东部地区的培训投入，将有利于技能教育的回报。

四、中国需要一场改革和价值观重构

 

以上问题反映出的中国的制度和价值观落后于全球化的需要。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央没有充分承担“跨界公共品”的支出责任，在这里，特别重要的就是流动人口及其子女的教育和培训；二是对于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是基于本地GDP规模的，这阻碍了资源的跨地区配置；三是存在多方面的“文化滞后”，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要求经济集聚发展，而人们的观念仍然停留在农业社会人口均匀分布的阶段。

 

针对这些问题，建议政府能够注重空间因素对于人力资本积累与回报的影响，具体的措施有：一是，中央政府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加强基础教育资源可随人口流动而携带，促进人口流入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二是，多种渠道（包括民间投入）增加教育资源总量，促进流动人口子女在父母工作地平等就学；三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落户仅以居住和纳税年份为条件，加快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安居乐业，促进其人力资本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