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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性的扭曲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下滑

我想讲三方面的问题。第一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下滑的形势,万老师讲的争议点所在是,到底需求还是供给方能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我个人认为,需求方和供给方的因素都有,但是对于供给方因素的分析强调不够。所以,第一个观点,作为对万老师报告的补充,我想讲供给方的因素。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据是,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变化是不是顺周期的。通常,企业层面来讲,经济增长快的时候,生产要素投入增长的速度可能慢于产出的增长速度,因为会通过调整增加企业产能的利用率来增加产出,你要想增加雇佣劳动力的数量或者投资的数量其实是不快的,所以经济上行的时候,全要素生产率上行的速度应该同样快。但是下行的时候,企业要解雇人和削减投资也没有那么快,所以下行的时候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是放缓的。根据我的研究2003年以后,中国的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已经开始放缓了,而实际上2003年到2007年这段时间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快的时期,也就是说,在中国经济增长加速的时期出现TFP增长速度放缓的情况,这就说明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长期以来存在供给侧结构性的隐患,不是来自需求侧的。
 
既然我们看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003年后下滑,那是什么原因?我个人的研究认为来自生产要素市场各种各样的扭曲,其重要的转折点在2003年。2003年随着上一届政府的执政开始,大量的经济资源(包括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用地指标)开始倾向到欠发达地区或者人口流出地,把资源配置到这些地方的时候,就会出现资源错配,这就和刚才讲的经济政策上的拐点吻合。当你把更多的资源转移到人口流出地的时候,当然人口流出的速度放缓,而在人口流动入地则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的现象,这都和财政转移支付和建设用地指标倾向于中西部的政策有关,所有的这些拐点发生在2003年不同巧合,而是政策拐点带来的。顺带说一下金融方面的问题,有大量的金融资源倾向到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产生了包括僵尸企业的问题。
 
第二方面,有一些需求方面的制约因素还是来自于供给侧和制度。首先,万老师讲城乡和地区间收入之间的差距扩大是中国收入差距扩大或者保持高位非常重要的原因,然后又制约了需求的增长,而到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背后是还是供给方的制度原因,特别是户籍制度阻碍了劳动力流动。
 
其次,我推销一下自己的研究,中国的消费需求不足也有制度性的原因,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户籍本身是制约消费增长非常重要的因素,万老师讲到中国有2.7亿人没有本地户籍居民,当我们把所有因素控制信,教育、年龄、性别、收入都控制住,纯粹看户籍身份的差别,一个外来人口比本地户籍人口的消费低17-21%。我们粗略地测算一下,这个制约造成的消费损失大约是一个百分点的GDP,前些年,中国一年的GDP增长大约8-10%,一个百分点的GDP就是1/8-1/10的经济增长,这是非常大的制约。换句话说,农村到城市的移民作为劳动力供给增加了中国的产出能力,但是这部分人的消费没有得到同步增长,这部分人挣了钱以后大量汇回到老家建房子,实际上建的房子不是有效的投资,房子大量在农村建了以后是空置的,这就对消费需求的抑制非常重要。
 
第三个供给侧制约需求因素就是金融抑制。我和陈斌开发表在《世界经济》上的论文讨论了金融抑制的作用。中国的利率长期被压低,然后,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增长快,投资回报率高,这时候本应是利率上升才对。但实际上出现的和正常的市场经济相反,当时的实际利率反面是降低的。根据我们的研究,利率越低的时候,越会增加投资,经济增长会呈现出资本密集型的增长方式,这会导致收入分配倾向于资本。资本深化的增长方式使得在城市里形成的产业结构虽然带来了经济增长,但就业增长是相对慢的,城市化吸纳农民工移民的力量相对被削弱,这样一来又导致了前面讲的城市化的进程被放缓。在消费者这边,利率低了,就买房子,这也是一个结果。房价的上涨产生了两个结果,一个是老百姓买房子的量越大,越挤出消费需求,第二是企业家跟进,房子的价格一上涨,产生住房的升值速度高于实业投资的回报率,我们有证据发现房价又挤出了实业投资。
 
第三方面的评论是供给侧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林毅夫老师的观点是中国还需要进行投资,因为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仍然有很大的人均资本差距。这里需要澄清两个概念,当我们认为中国的人均资本拥有量仍然低于发达国家的时候,并不意味着当前继续增加投资就使得中国追赶发达国家的资本存量的速度就更快了。这里涉及最基本的概念是“黄金率”,当我们投资的比重偏离了黄金率下投资比重的时候,如果降低投资增长的速度,反而可以在长期更快地追赶上发达国家。我不是说中国不要投资,中国当然要投资,我们讨论的是以多快的速度和多高的比重进行投资,用了黄金率的概念以后这就清楚了,中国前些年的问题是投资已经过高、过快了,这里,通过消费率的提高反而可以提高投资回报率,长期来讲追赶发达国家人均资本的速度实际上会更快。
 
第二个供给侧的问题是投资回报率。中国今天除了投资增长速度相对要降缓以外,还要考虑既有的投资投到了哪里。中国金融市场的错配导致金融资源流向大量低效率的企业,包括投到了国有企业和僵尸企业里,投到了欠发达地区和人口流出地,包括农村。不是说对于欠发达地区不要投资,关键是投多少,投在哪。欠发达地区做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恐怕现在投资已经过多。另外一个例子是,给农村投教育。这本身是对的,但大家去中国最贫困地区看看就知道,现在贫困地区的学校都是楼房、漂亮的操场,但缺的是老师,我还在调研中看到,完全可以容纳5个年级的完小,实际只有几十个学生,像这种现象,恐怕就存在投资过度的问题,要从结构性的角度再去反思。
 
我还要讲一下和供给侧有关的政策思路的问题。万老师引用我们的研究讲到,以前中国的全球化进程主要是让沿海地区分享了全球化的收益,当我们看到沿海地区更多受益的时候,我们是把蛋糕切出来一块给欠发达地区,还是让欠发达地区的人到沿海地区的人来吃蛋糕,显然政策上走的路是前者,这样就造成了资源误配,因为政策引导的资源流向了回报低的地区。更好的思路是,应该让欠发达地区的人到沿海地区来吃蛋糕。
 
最后我想总结这么几句话。第一,我认为效率和公平是可以兼得的。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西方国家出现不平等加剧这种情况,就是说全球化的好处大量被富人得到。中国表面上看起来,我同意万老师的分析,但如果加一个体制的维度的话,如果我们通过体制的改革去除掉生产要素市场上的扭曲,我们既可以获得更高的效率和经济增长,也可以更好地分配。比如户籍制度改革可以使劳动力更为流动,一方面东部的劳动力短缺可以缓解,经济增长的潜力可以释放,同时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可以下降。再比如刚才讲的金融市场,如果利率没那么扭曲,可以引导更多的金融资源配置到有效的部门,特别是私营部门。同时,如果利率不是被压低的,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趋势可以得到有效缓解。所以生产要素市场的改革其实可以同时改进效率和分配两个维度的发展目标。
 
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潜力,但我认为这些潜力的释放必须依靠改革才行。我觉得万老师也有这个意思,他讲到户籍制度改革是城市化推进非常重要的方面,教育也是同样的道理。今天中国的教育水平差在农村,城市的教育相当不错。这就涉及农村留守儿童的问题,让他们留守,再把钱拿来建农村的学校,还是让孩子一起和父母进城接受教育呢?显然后者更加能够顺应趋势,可以缓解各方面的问题,这又是改革的问题。总的来讲,我希望今天借这个场合还是要呼吁改革,大家尽量在观点上求同存异,共同呼吁改革。
 
最后一句话借用万老师的比方。万老师说,一个人跑步跑得很快,突然跑得慢了,要找原因。我稍微对万老师的比喻做点补充,可能中国以前的情况是这样的,2003年以后就跑步慢了,因为我们出现了结构性的问题,包括土地市场、劳动市场的问题,但是当时打了一剂强心针,有来自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正好欧美有强烈的外需,强烈的外需又反馈到中国,刺激了中国内部的投资,所以外需加投资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相当于打了强心剂。后来,表面看起来强心剂失效了,经济增长慢下来了,外需和内需同时萎缩,如果真正找病因,我认为是2003年出现结构性的扭曲导致中国经济病入膏肓,投资和出口这两钟强心剂表面上看起来把经济增长维持到了2008年,但是问题怎么暴露出来了?因为强心剂没有了。
 
本文为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在“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不均等和逆全球化丨鸿儒论道第119期”上的演讲内容,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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