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你好，

新年一早，阳光不是那么烈，雾霾不是那么浓。

想给未来写封信却无从下笔的时候，我又听了一遍对谈伟伟的录音。那是去年5月间，我走访了几位为留守儿童或流动儿童工作的人，想给他们画个声音图像，其中，就包括从事流动儿童课余教育公益活动的伟伟。

耳机里，伟伟的语速很快，我猜这大半是天生，小半是着急。若干年来，他为流动儿童工作，想帮助在农村出生的孩子能够有机会象他那样接受更好的教育，然而这个过程带来的却是更多的疑惑。就在最近这几年，超大城市抬高了流动儿童的入学门槛，一些孩子突然失学；街边店被整治，孩子的父母不得不转移至郊县；为伟伟的工作提供最多资助的机构因为涉外，未来能否获批继续资助他，不确定。如此种种，巨大的茫然，用伟伟的话来说，不知道明天还会发生什么。

我们所处的体制太强大了，强大到个体没有表达的渠道，抱怨得多了，连今天有的，也都可能没了。“可不可以这样说，你也知道自己改变不了什么，但你做的事似乎是在做点‘补救’。”我这样总结伟伟的状态。我回想不出当时伟伟的表情了，他也许微微点了点头，苦笑了一下。不然，还能怎样？

伟伟看得挺清楚的，他还意识到了社会的碎片化。每个个体只顾得上自己，孩子上不了学了，再想办法，店关了，再换地方。社会的碎片化到底是个原因，还是个结果，我不敢妄下判断。总之，社会缺乏最基本的有关平等和公正的共识，这是个事实。人们很少去想，一个政策或者其背后的主张是不是平等和公正的。先人批评国民的劣根性已经一个世纪，人们还只是习惯于伸长脖子做个看客，发表一两句不痛不痒的评论，只要自己没受损，甚至还为占了便宜暗自庆幸。结果呢？更多的事发生了，原来，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事外。

我还是给这个现象起个名字吧，“集体自残”，怎么样？难道不是吗？北京“赶人”事件之后，有人上街随机采访“原住民”，大多数是支持，最多是反对具体的做法，人们不去问“赶人”是不是违法，以及谁有权利去赶别人。据说，对于关闭街边店的“封墙堵洞”行动，有关方面的态度是，大多数老百姓支持。我不太清楚，这里说的“老百姓”是指谁？这些“老百姓”支持，是不是就够了？还有，这些“老百姓”是不是有充分的信息渠道，了解到一项政策措施的各种利弊。但有一点是几乎肯定的，这些“老百姓”不明白，今天你轻轻松松的一句赞成，只是因为你站在了权力的一边，明天，同样的权力在同样的逻辑下就可以伤害到你。

而在另一些事情上，百姓们又爱心泛滥，捐款捐物，关爱留守儿童，不齿于农民工把孩子留在老家，只身进城挣钱。媒体宣传着扶贫攻坚战的伟大成就，百姓们欢欣鼓舞，似乎扶贫的钱都是别人的。而同时，百姓们又抱怨税重，觉得有人说美国减税不负责任，总有点不对劲。百姓们更不知道，今天，给予农村的巨额补贴已经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负担本身也就算了，问题是这些补贴下去，粮食是年年增产，但因为农业人口仍然太多，农业规模经营上不去，生产出来的粮食成本太高，结果成了库存，中国却同时大量进口粮食。而为什么要补贴农民呢，恰恰是因为农民进城受阻，农业人口太多，导致其收入难以提高。换句话说，百姓们如果支持阻碍农民进城的政策，结果就是，以巨额补贴的形式为自己的主张买了单，因为那些补贴的来源无非就是百姓们交的税。

那些在对相互关联的事表态的百姓，可能是同一批百姓。人们弄不清这些事实，更不要说这些事实之间的联系。百姓们不知道这些，不知道债务、税重、通胀，这些都是公共资源被无效使用的结果，都和自己被随机街访时说赞成“清退”外来人口有关。百姓们已经没有了完整的真相，已经失去了怀疑的能力，已经忘记用平等公正的价值观检视自己的言行。“来呀，相互伤害呀！”看似一句玩笑话，放在当下，形容集体自残的百姓，贴切极了。

知识界也好不到哪儿去。学者们醉心于所谓的“同行评价”，而并没有给这个社会提供急需要的答案。这也就算了，即使有一天，被社会的需求所召唤了，说的话，恐怕都是先有结论再有证据，甚至并不比普通人更加会用平等公正的价值观来检视自己的言行。有一次，一个做人大代表的朋友问我，“为什么像你这样的声音我们听不见？我们人大发布了10个课题，研究上海的人口问题，研究出来的结论都是要控制。”我回答说，“让我们来做一个思想实验吧。如果有一天，上面的领导说上海不用控制人口了，你找同样的10个课题组来做课题，我敢说，也许会有其中一个课题组，坚持认为上海应该控制人口，其他9个组恐怕会改口说，不用控制，而且他们当初就是这样想的。”

经常有人为我遗憾，说建言未能被采纳。对此，我总是莞尔一笑，他们不了解，学者的建言被采纳当然是件好事，但有时，建言不被当下采纳，也不失为一种荣耀。20年后，大家都还活着，阻挡社会发展规律的后果是怎样的，会看得见。当下，我只能把书写好，而且要卖好，卖到大家争相传阅，卖到企业用它来指导投资，卖到个人读它来决定未来，卖到政府官员相互推荐，卖到它已经无法回避，包括我给出的事实、道理和国际经验。我要告诉人们，除了中国，这世界上就没有哪个现代文明国家把城市人口作为控制目标写在规划里。这种举世无双的做法，难道是因为别的国家都落后了，风景这边独好？

然后，我就被无数次的问道，难道你说的这些道理，政府和他们的智囊不知道吗？以前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一个反问，“在你听我讲这些道理以前，你明白吗？”听众们纷纷摇头。其实这个问题是不用问的，如果这些道理人们都明白了，也不用我费神写书了。

就在前些天的一次课后，我又被问到同样的问题，我反问我的学生，如果你们听完了，改变了看法，你觉得政策制定者就一定比你们更聪明吗？我们为什么要放弃质疑？我们为什么要把决定自己生活如何幸福的权利交给别人？如果你们知道，有些决策只是一拍脑袋的结果，一些基础数据错得离谱，反对的意见被置若罔闻，你们还有这样的信心吗？

“醒醒吧，同学们！”我忍不住抬高了嗓门。

那一刻，我突然怔住了。我仿佛看到自己嘴角上翘，翻着白眼，就好象八大山人笔下的飞鸟与鱼，嘲弄着世间的蠢笨。这还是我自己吗？对于那些有意无意的无知，我还可以保持温文尔雅的书生样吗？

未来，我想对你说，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再让别人帮我定义美好的未来了，更不可能相信有人能够替我创造未来。我已经学会了怀疑，并且为自己所提出的问题寻找答案。我们的工作不是写诗，但在本质上，我们必须与诗人一样敬畏麦田、光芒与时间，为此，我为庞大的回答向简短的问题致歉。

新春来了，愿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在乡村，愿此刻你正拥抱回家的打工者，如果他的欢笑中隐约带泪，请原谅那可能是出于深藏内心的迷惘。在城市，也许你正行驶在无人的街道，如果你正为一路通畅而欣喜，如果通畅的代价是城市的衰落，我愿这欣喜与衰落一样短暂。

新春来了，但愿这一页日历被撕去之后，大地复苏，万物生长。

2018/1/1，于上海；

2018/1/27，于大理；

2018/2/1，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