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受到了极大关注。目前社会上有一种论调，即用乡村振兴战略，阻止农村人口的不断减少。而这其实是一个极大的误会。

杜润生先生曾高屋建瓴地指出：“城市帮助农村，主要是吸收更多的农民进城就业，缓解农村人口与土地间的紧张关系。”

很多人觉得农村人口减少和空心村的出现是农村人口衰落的标志，实际上，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全球发展规律来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率的提高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农村人口减少不是农村衰落的标志，而恰恰是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

农业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受限行业。所谓的资源受限就是指，对于某一些行业来讲，它的产出总量受制于某一种或某几种生产要素。农业最关键的决定性生产要素就是土地数量。在给定的土地总量下，技术进步可以使土地增产，但是这样的增长还是有着很大的局限性。总体来讲，农业生产最大的局限还是土地数量。一旦给定了农业用地总量，那么农业产出总量也几乎给定了。而城市的发展，会在两个力量驱使之下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一是资本积累，一是技术进步。而这两种力量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极限的，只有速度问题。而这两个力量可以使城市人均收入不断的提高。当一个国家同时存在农业和城市两个部门的时候，劳动力一定是会从农村向城市移动。随着农业人口的不断减少，在给定土地总量的情况下，有利于农村人口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

那么中国的现状如何？

中国的农均耕地面积大概是美国的十分之一，大概是法国、巴西的六分之一，长期以来，中国的农均耕地几乎没有变动。中国曾与日本、印度的农均耕地面积接近，但是随着日本老一代农业人口的减少和青年一代农业人口进入城市，日本的农均耕地几乎增加一倍。而印度的农均耕地也已经超过了中国。以国际视角来看，如果中国农均耕地面积较小，中国农民就很难提高收入，而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却在不断提高。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我们逐渐走向了一个“补贴农业”的发展模式。虽然也能够部分提升农业产量，但因为中国总体农场面积小、缺乏农业规模经营效应，导致中国农业生产成本较高，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农业产品的价格就比较高。结果就是，增加的农业产出，逐渐变成了“库存”，导致中国还要从国外进口农产品。

这带来了中国农业的“三高”局面，即农业产出、农产品库存、农产品进口三项指标均在不断增长的局面。因此，如果中国不能有效减少农业人口、提高农均耕地，不形成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会导致中国的农产品在国际上丧失竞争力。并且，我们需要不断补贴农业，以保证农民的收入不至于太低，这也给我国财政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是否不需要补贴农业？并不是。补贴农民是有道理的，问题是，怎么补。同样的钱，是补农业生产，还是农民进城打工。是补贴农民在老家建房子，还是补贴农民进城租房子。是补贴农村的学校教育，还是在城市里多建学校，让留守儿童能够和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接受教育。

所以把农民留在农村的补贴，长远看都是不利于提高农村人均收入和中国农业的竞争力的。

而补贴农民进城的相关政策，才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才能够提高中国的农均耕地面积，提高规模经营程度，提高规模农业的竞争力。

至于农村所留下的“老弱病残”的农业人口，恰恰是由于我们人口流动障碍，使得进城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公平的公共服务。今天的城市发展程度，已经能够使得40、50、甚至60岁以上的健康农民，在城市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服务业岗位。

人出来，钱进去。

“资本下乡”要做到三种资本走下乡：1、农业规模经营的资本，如大型种植基地、大农场；2、与乡村经济结合的资本，如农业旅游；3、政府公共服务的资本，如养老、医疗、教育，以保障选择留在农村的农业人口的基本福利。

总之，要真正实现乡村振兴，不要担心农村人口不断减少，“人出来，钱进去”才是乡村振兴的未来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