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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人出来,钱进去

十九大以来,乡村振兴战略受到了极大关注。目前社会上有一种论调,即用乡村振兴战略,阻止农村人口的不断减少。而这其实是一个极大的误会。

杜润生先生曾高屋建瓴地指出:“城市帮助农村,主要是吸收更多的农民进城就业,缓解农村人口与土地间的紧张关系。”

很多人觉得农村人口减少和空心村的出现是农村人口衰落的标志,实际上,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全球发展规律来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城市化率的提高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从这个意义上,农村人口减少不是农村衰落的标志,而恰恰是乡村振兴的必要条件。

农业是一个典型的资源受限行业。所谓的资源受限就是指,对于某一些行业来讲,它的产出总量受制于某一种或某几种生产要素。农业最关键的决定性生产要素就是土地数量。在给定的土地总量下,技术进步可以使土地增产,但是这样的增长还是有着很大的局限性。总体来讲,农业生产最大的局限还是土地数量。一旦给定了农业用地总量,那么农业产出总量也几乎给定了。而城市的发展,会在两个力量驱使之下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一是资本积累,一是技术进步。而这两种力量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极限的,只有速度问题。而这两个力量可以使城市人均收入不断的提高。当一个国家同时存在农业和城市两个部门的时候,劳动力一定是会从农村向城市移动。随着农业人口的不断减少,在给定土地总量的情况下,有利于农村人口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

 

那么中国的现状如何?

中国的农均耕地面积大概是美国的十分之一,大概是法国、巴西的六分之一,长期以来,中国的农均耕地几乎没有变动。中国曾与日本、印度的农均耕地面积接近,但是随着日本老一代农业人口的减少和青年一代农业人口进入城市,日本的农均耕地几乎增加一倍。而印度的农均耕地也已经超过了中国。以国际视角来看,如果中国农均耕地面积较小,中国农民就很难提高收入,而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却在不断提高。随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我们逐渐走向了一个“补贴农业”的发展模式。虽然也能够部分提升农业产量,但因为中国总体农场面积小、缺乏农业规模经营效应,导致中国农业生产成本较高,在国际市场上,中国农业产品的价格就比较高。结果就是,增加的农业产出,逐渐变成了“库存”,导致中国还要从国外进口农产品。

这带来了中国农业的“三高”局面,即农业产出、农产品库存、农产品进口三项指标均在不断增长的局面。因此,如果中国不能有效减少农业人口、提高农均耕地,不形成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会导致中国的农产品在国际上丧失竞争力。并且,我们需要不断补贴农业,以保证农民的收入不至于太低,这也给我国财政带来了极大的压力。

 

是否不需要补贴农业?并不是。补贴农民是有道理的,问题是,怎么补。同样的钱,是补农业生产,还是农民进城打工。是补贴农民在老家建房子,还是补贴农民进城租房子。是补贴农村的学校教育,还是在城市里多建学校,让留守儿童能够和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接受教育。

所以把农民留在农村的补贴,长远看都是不利于提高农村人均收入和中国农业的竞争力的。

而补贴农民进城的相关政策,才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的,才能够提高中国的农均耕地面积,提高规模经营程度,提高规模农业的竞争力。

至于农村所留下的“老弱病残”的农业人口,恰恰是由于我们人口流动障碍,使得进城农民工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公平的公共服务。今天的城市发展程度,已经能够使得40、50、甚至60岁以上的健康农民,在城市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服务业岗位。

 

人出来,钱进去。

“资本下乡”要做到三种资本走下乡:1、农业规模经营的资本,如大型种植基地、大农场;2、与乡村经济结合的资本,如农业旅游;3、政府公共服务的资本,如养老、医疗、教育,以保障选择留在农村的农业人口的基本福利。

总之,要真正实现乡村振兴,不要担心农村人口不断减少,“人出来,钱进去”才是乡村振兴的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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