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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堵本身不只是交通的问题,我们应该跳出交通看交通,我们应该研究人(而非交通)的需求与城市(而非交通)的供给的关系。
(陆铭手稿)
1、从理性角度来看,如果交通拥堵很严重,我还要出门。那么一定是我出行得到的好处能够弥补我的拥堵损失。
我们获得了什么?
面对面的交流。
而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消费(服务消费)——服务消费的两个特性:不可储藏、不可运输、人对消费的多样性需求——决定消费带来了面对面需求的增加。二是生产——技术、信息和知识作为驱动产业动力的特性正在增强,这增加了我们面对面交流的需求;信息技术的发展,并没有减弱我们面对面交流的需求。
2、这些需求的增加带来了两个结果:一、人向大城市集中。从消费性来看,因为大城市更加能提供服务的多样性;从生产性来看,大城市人多、优质人才多,提高创新力,有利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二、全世界全球城市都出现人重新回到市中心。因为市中心有更丰富的城市服务,市中心便于大家交流。这才会驱动人们想房价高、密度高的市中心聚集;
3、城市为了适应上述趋势,应该在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三个维度上做出努力。即总量、结构、和空间布局。
今天,我们只说空间布局。
我们今天的很多政策看起来像是解决交通问题,实际结果却适得其反;我们从居住,就业,公共服务,消费性服务四个方面考虑这个问题。
居住:人在城市里,到底是紧凑居住还是分散性低密度居住?
把人口密度和拥堵建立直接关系或许是错的。有一些个人想法:人口高密度集中的地区,可以使地区内人的需求,比较接近于供给。这样通勤距离就会变短(比如,街边小店VS大型商业综合体)。人口密度高可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在我最近的研究中发现,人口 1000万以上的城市中,楼越高,越有利于减轻拥堵。与此对应的政策,就是建筑容积率的管制。管制建筑容积率,可能会导致通勤距离的相应增加。
就业:长期以来,政策导向是疏散人口的。这不完全是资本的力量,政策起到了很强的作用。这样做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根深蒂固地认为中心人口密度高是造成拥堵的原因;第二是,出于税收考虑,各地区管理者更愿意提供商业地产而非居住地产;如果按照市场规律,京沪等地市中心地区商业地产已经偏高。之所以不能“商改住”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中心人口疏散,二是总人口控制目标。
公共服务:大城市在扩张过程中,优质公共资源仍然停留在市中心。这造成了居住在外围地区的居民驾车前往市中心享受公共服务的现象。目前,我们很多的做法,让我们的人和公共资源,越来越远。
服务消费:这是有关街道规划的问题——大量街边店可以使人在很小的半径里解决很多日常需求;但是目前我们的很多做法都在建设大街区、大马路,减弱了街道活力;而因为种种原因,我们还进行了类似“拆墙补洞”的城市运动,这更造成了服务消费活力的进一步降低。
总之,跳出交通看交通,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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