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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的成本,到底该怎么算?| 理想城市

我们将发布 3 篇文章,探讨在“理想城市”这个愿景之下,该如何面对城市的种种问题,如何思考。
 
世纪文景(简称“文景”)是一家出版公司。过去几年里,他们出版了像《大国大城》、《斯通纳》、《市场的逻辑》、《我脑袋里的怪东西》、《心术》等图书。他们发现这些书其实暗含着同一个主题:城市。
 
于是,在今年北京举办的“艺文季”论坛中,文景就将论坛主题确定为“城市”。“城市在社会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以及城市里知识阶层和中产阶层的兴起,包括都市人的焦虑和困惑,是跟这样的很多东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希望回到城市本身,让城市的生命轨迹以及城市里的这些人来发声”,论坛主持人开场时说道。
 
不过,这一两年里,“城市”是一个纷争特别多,无奈也特别多的一个话题。
 
从北京整治“开墙打洞”、兴起“农改超”(把农贸市场改变成超市)运动,到上海恢复历史文化风貌区、整改商住两用房,再到打击“群租”、清理地下室、改造城中村,还有建设雄安新区的“千年大计”、各地涌现的一系列新区规划、市民争抢学区房、普通人在高房价下关于生存的不安全感、清理大城市里所谓“低端人口”,等等。
 
所有这些都与城市有关。
 
而治理者和政策制定者,不论是事后证明正确或错误,都在以城市的成本来衡量利弊得失。对成本的不同理解,决定了像上海、北京这些动辄 2000 万以上人口规模城市的发展脉络——颟顸或者睿智,无知或者理性,对未来影响甚巨。
 
北京,来自:维基百科
 
在“何为理想城市?”这场分论坛里,建筑师、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唐克扬就称:“城市是由多样性组成的,没有多样性的城市就不会有活力,就不会健康。问题不在于美,而在于效率,在每一个时候,存在都是为了适用而存在。当你有了足够的效率之后,这个城市就可以把更多的空间留给美。”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学院特聘教授陆铭则认为:“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则就是供给不断适应需求。怎么增加城市竞争力?最重要是降成本,要有更加具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要让土地市场跟人口的流动适应起来,并且增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城市更能向理想城市的方向迈进。”
 
7 月 22 日到 23 日,在北京东城区的艺术 8 ,原来中法大学的所在地,举办了这场有关“城市“的系列论坛。几位论坛演讲者,大多尽力回避对现有政策的评论,但对如何理性看待城市,表现出一如既往的热忱和担当。
 
陆铭因为畅销书《大国大城》而为公众熟知。他近年在有关城市公共政策的讨论中颇为活跃,也参与了此次论坛。规划师、“城市象限”创始人茅明睿也是这次论坛的嘉宾。他之前在演讲平台“一席”做过一场名为《数据与城市正义:回龙观居民“身体被掏空”的问题要怎么解决》的演讲。同时身在学界和业界的唐克扬,有着策展人、建筑师和艺术批评家等多重身份。他曾担任 2010 年第 12 届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著有《从废园到燕园》《长安的烟火》《美术馆十讲》等作品。建筑评论家、研究型建筑新媒体“有方”合伙人史建也参与了进来。他们 4 位都是“何为理想城市?”这场分论坛的嘉宾。
 
这次论坛的名字叫“城市:被仰望与被遗忘的”,来自于美国非虚构作家盖·特立斯的中文书名《被仰望与被遗忘的》。这本文景今年出的新书,讲述了纽约这座城市里“各种奇闻轶事和千奇百怪的信息”,描写了“许多奇特的职业和有个性的人”,记录了纽约“历史和现实的辉煌”和“无数被遗忘的角落”。
 
《好奇心日报》全程参与了这次论坛,并采访了这次论坛的几位演讲者。为此,我们将发布 3 篇文章,探讨在理想城市这个愿景之下,我们该如何面对城市的种种问题,如何思考,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关心我们所赖以生存的未来城市,毕竟未来我们将生长于斯。
 
来自:亚马逊
 
1. 为什么北京、上海的保姆价格迅速超过了香港?
 
陆铭在演讲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有一个花三十几万学费读 MBA 的学生,但雇不起保姆。这是因为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保姆的工资达到了 8000 元左右,是香港保姆价格的两倍,甚至远远超过了部分大学本科生甚至硕士生的待遇。
 
而个中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我们有需求没有供给”,陆铭说。在他看来,现在中国大城市里的人口结构其实是不合理的,缺少大量从事低端服务业的人。
 
为此,陆铭还举了美国城市的例子,说明在大城市人口结构里,高端劳动力和低端劳动力的比重基本上是一比一的,而且,一个高端人才(比如高科技人才、律师和医生等)来到城市,他一般会创造三个就业岗位(超市收银员、家政服务员和餐馆服务员)。
 
但对于中国,“今天大城市缺的不是大学生,缺的是初中以下的人”,陆铭说。所以,高素质人才很可能因为生活所需的服务成本太高,离开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转而去香港或者新加坡这样的城市。这不利于上海、北京等城市竞争力的提升。
 
中美两国城市人口结构对比。实线代表美国的大城市,虚线代表中小城市,横轴可以理解为人的教育水平,纵轴是分布。可见,基本上在两端大城市分布会突出来。而在中国(右图),中国的大城市(实线)的人口技能结构基本上往右偏,左边没有多出来。说明缺少低端人口。来自:澎湃新闻
2.为什么上海人均收入只有香港的 1/3 ,但一碗面的价格和香港差不多?
 
其实这个道理和保姆是一样的。陆铭说:“因为你吃的面那个成本不是面的价格,是服务的价格。在我们今天实际上是在提高这个成本。当我们这个成本提高了,你的收入在什么水平上?以中国最发达的地方上海为例,现在人均收入也无非就是香港的 1/3 ,你怎么去竞争所谓人才呢?”
 
3.到底是人口低端,还是政府管理方式低端?
 
演讲结束后,有听众提问:从乡村社会、熟人社会到一个陌生人社会、城市社会,人们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改变?
 
陆铭回答称“这个过程非同小可”。随后,他从个人、农村、城市和公共政策 4 个角度分别加以回答。
 
“从个人角度来讲,最大的变化就是你的生活、你的社会资本,会从你在乡村社会里互动范围仅仅是村民,基本上是基于习俗的,(转变为)基于一些非正式制度。比如(人处在乡村社会),今天你欠了我点钱,我也不好意思让你还了,也许明天我要向你借钱了。但是人处在陌生的社会,你今天欠我钱,不好意思,你必须要还我。
 
最近网上一个帖子,‘为什么要逃回北上广?’相对来说,大城市的制度比较规范。道理就在这,大城市的制度是建立在陌生人基础上的。(比如)大城市 AA 制,吃完饭下次就不再见了。
 
从农村角度讲,对于进入到大城市的农村居民来讲,城市化的过程当中有这样一部分人,年轻可能在农村生活和出生,长大以后在城市。最大的转变就是要学会尊重制度。包括最近山东出现的在高速公路上暴走。你就会发现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我们的社会必须要求通过法治来规定高速公路上是不能走人的,但是我们的行为模式还是停留在一个农村社会里,我行我素,而且我还可以穿着反光服在高速公路上走,不尊重制度的方式。我们没有学会尊重城市里的新规则。
 
从城市角度来讲,必须要看到在城市化进程当中对于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巨大的推动力和必然性,包容性特别重要。不管你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还是公共政策制定,一定要消除掉身份的概念。恰恰是在农业社会,身份是重要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按照我的习俗来进行治理的。所以,一个人如果干了坏事,我就把这个东西作为判断他的一个标准,年轻人干过坏事,估计以后也会干坏事。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就是这些都不重要了,我今天如果干坏事了,我可以重新来过,没有人认识我,这就是现代社会的东西。
 
我们今天城市居民的思维方式和公共政策的思维方式又在这个问题上出问题了,我们总给人贴标签,比如农民、农民工,现在一出现什么事情,电视上的报道就是某某安徽籍、江西籍的农民工怎么怎么了,你报道事就报道事,你管他是农民工还是城市人,难道城市人的犯罪率就比农民低吗?
 
再说公共政策,如果外地人到我们这个地方开专车就会带来很多问题,本地人开专车就没有问题吗?所以我们把开专车的权利又赋予了本地居民。现在有一种现象,你打专车的时候,叫来的车的车号跟你在约的时候车号不一样,为什么?一问,原来是这样,在政府规定之下,外地人找一个上海人,给他一笔钱,用上海人的车去登记,开还是开外地车,司机也是外地人。
 
我举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如果你不理解经济和社会运转的基本方式,你以为你在改进这个社会的秩序,但其实你做的是落后地管理社会,实际上是农业社会的管理方式,造成的问题和解决的问题相比较,可能造成的问题更多,而且产生更多的不公正。”
 
 
4.不要相信技术会减少面对面的机会。
 
除了乡村到城市的改变,也有现场听众好奇像商业和科技会给我们的城市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对此,陆铭回答说:“很多人都认为信息技术的改善会让城市扁平化,密度变得不重要了。原来很多需要面对面开展的活动,现在都可以借助科技来实现了。比如说我们讨论一个问题,原来我们需要见面,现在需要打电话,微信,甚至可以直播,都可以实现了。
 
这个存不存在?存在。但是是一种局部的思维,你只看到信息科技的发展,带来了对于人类某一些活动的取代,但是你没有注意到它很可能跟面对面的交流之间互补性大于互替性。
 
信息科技不仅会使得密度变得不重要,而且会使得密度变得更重要。你看人类活动,越是当信息技术变得发达,以信息、知识、科技为核心竞争力的那些产业,在整个人的经济活动当中所占的比重就越来高度,而这些活动需要在哪里开展,就需要在面对面最方便的人口密度高的那些城市开展。
 
现在信息科技进步这么快,人口没有离开大城市,反而在往大城市集中。人都是重新回到市中心。他们难道不知道市中心的房价更贵吗?他还要回去。说明什么?说明他从面对面交流当中所获得的收益是高于他所付出的更高的房租成本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互补性大于互替性。”
 
5.那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大城市里,外地人真的太多了吗?
 
陆铭在演讲中,富有激情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先是以纽约和伦敦为例,提供了城市人口结构的一个参照:“全世界范围之内普遍存在大城市越来越大,而且人还在不断向大城市集中这样一种现象。”
 
“我把全球城市称为移民的城市,纽约截止到 2008 年, 36% 的纽约人是在美国之外出生的,其中有 48% 的纽约人在家里是不讲英语的。伦敦在 2011 年人口普查数据里,出生在英国以外的居民是 37% ,这个数据跟纽约的数据非常接近。再看外籍的情况,纽约的居民目前的常住人口当中,外籍的居民 24%,请注意这个外籍的籍是国籍,不是户籍。
 
我们现在中国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在北京和上海达到 40% ,我们一直在说外地人太多了。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我们应该在纽约和伦敦去说外国人太多了。可是它没有这样说。我们再来看肤色,白种的英国人的比例已经从 2000 年超过 50% ,现在下降到 50% 以下了。也就是伦敦已经成为一个非白色人种的居民占到主导的这么一个人口结构。”
 
接着,他用中国的实证数据表明:中国人口客观上是在向沿海地区、大城市包括中西部的省会城市附近集中。这是经济力量使然。
 
可惜的是,“我们在做公共政策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城市人口的大型化是有客观规律在背后驱使的”,陆铭说。
 
那一个国家里城市人口到底多少是合适的呢?陆铭认为:“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有多少,跟这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多少是有关系的。”
 
通过对 142 个国家的总人口和最大城市总人口的数据分析后,陆铭再次得出结论:中国的上海,不是人口太多,而是人口太少。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基本的事实,如果我们真的想让上海、北京,包括深圳、广州这样的城市,真正能够引领中国,成为代表这个国家跟世界上其他的全球城市一起同台竞争,具有世界级的竞争力。你首先要吸引的就是来自于国内外的最顶尖的人才。这首先就会体现在你的人口结构上。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全球城市的建设跟这个目标实在太远了。最近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不用我在这个场合介绍,你们看看自己的周围在发生什么就知道。”
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发展里总是讲这些人(指低端人口)来了以后给城市造成多少问题,拥堵、污染。
 
首先,城市这些问题真的是因为人多导致的吗?如果真的是因为人多导致的,为什么在西方的发达国家的发达的城市,会看到在人口增加几倍的同时,现在也不拥堵也不污染?你应该看到拥堵污染成倍增加、等比例增加才对。
 
其次,如果大家真的觉得这些问题是由于人多导致的,你把年收入 100 万以上的人都赶走。年收入 100 万以上的人他要开车,要住大房子,他在公共资源里占的是比较好的公共资源。你把年收入 100 万以上的人赶走,保证城市不拥堵了。你先把低端的人口,卖油条、卖菜的这些人赶走了。这些人在住大房子吗?这些人开车吗?他甚至连地铁都不乘,你把这些人赶走了能减少多少城市病?从逻辑上想想,都觉得现在很多的问题其实是有问题的。
 
在去全球化的世界,今天好像全世界要退潮,中国恰恰是要发挥大国人口的优势,来利用这个城市的规模经济,要把人口当做资源。有效的市场和有效的政府相结合,应该是让供给更加适应需求,同时公共服务从人类发展的未来和全社会的普遍经验来讲,要讲究公正性、公平性。不能把公共服务作为特权给予具有特殊身份的,比如本地户籍人口,那个不是公正的市场经济”,陆铭说。
 
6.城市如何才能吸引高端人才?
 
如果一个城市想要提高竞争力,又该怎么做呢?
 
“现在市场经济了,你希望吸引人才的话,这个人才都是用脚投票的,他都在选择我在哪一个城市居住和工作。如果你从尊重人的自由选择的角度来讲,一个人在一个城市离开还是留下,就看两个变量,第一个变量是我的收入(包括环境美好等因素),我在这个城市能挣多少钱。第二个变量是我的支出(包括通勤时间等)。如果我的收入超过支出越大,这个城市对我的吸引力会越来越高。
 
在支出这一端,有两个支出是最重要的会影响到我们在一个城市生活的成本的,其中一个支出是住房,还有一个支出是服务价格。这两个支出的成本其实都跟我们这个城市的土地政策和人口政策是有关系的。
 
在我们国家的情况是,在人口流入是收紧土地供应的,房价就上去了。在人口流入的地方,我们限制人口,限制的又恰恰是从事生活性服务业或者叫消费性服务业的所谓被我们称之为低端人口。我们在生活里,你收入越高,你是不是越要到餐馆吃饭?你要雇保姆。这样的工作谁在做?就是被你称之为低端的有歧视性意义的这些人”,陆铭在演讲中说道。
 
 
7.北京整治“开墙打洞”,究竟是哪里不对?
 
针对这一问题,几位嘉宾都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比较宏观。比如陆铭就回答道:“任何的公共政策,它的基础实际上是在求最大公约数。问题是你的分母有没有包括所有人?所谓最大公约数的求法是什么,就是你要赋予每一个跟这件事情相关的人一个做选择的权利,而这个做选择的权利应该是平等的。
 
现在的问题不是出在这个结果是不是好的上面,而是出在这件事情的发生过程有没有真正的听取过所有事情相关者的意见?有没有在事情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充分的把之前的状态好的方面和不好的方面充分的描绘出来?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有改善,比如脏乱差没有了,但是也有破坏,比如居民的生活便利性下降了,创造就业的能力减少了,有没有把这种政策所导致的负面的影响充分的有一个表达的渠道出来?这我觉得是关键问题。”
 
8.城市拥挤,并不一定意味着城市有病。
 
在茅明睿看来,城市拥挤就像人的体重,没有绝对的胖瘦,得综合考虑身高等因素。他在演讲中说:“在说不理想的城市的时候大家都可以举出来,比如拥挤、污染、脏乱差、无序等等,尤其是这个挤,现在几乎被各个城市的市长、领导都放在第一位,作为城市病先说出来。
 
人口密度是不是一定会带来城市病?如果我们认为城市的拥堵指数是个问题的时候,那可比的就是人的体重。人的体重比较大是不是病?人的体重比较大并不意味着他就有病。因为有可能他的个儿很高。我们去看人的体重很大的时候,我们不能只看一个指标,就是他很重这个指标去说你有病,而是结合你的身高、体脂含量来看你是不是有病。
 
同样的道理,城市拥挤和人的体重一个道理,只是一个状态指标,并不意味着有病。一个城市有没有病不能只看它拥不拥挤,看它人均密度、人均资源的消耗、公共服务水平,把这些综合起来去看才能知道是不是有病。有的城市人口密度很低交通却很堵,有的城市人口密度很高,交通却没有那么堵或者同样堵,那这两个城市健康程度是不一样的。你不能只看到这个城市很拥挤,你就说这个城市有城市病,但是很多领导会这么认为,这个城市很挤,早高峰堵车,这个城市有病,于是开始下猛药,就把城市搞死了。先说了不理想的城市,事实上不理想城市也有它理想的一面,关键在于你怎么看待城市病的问题。”
 
9.同样是车多,为什么北京就比贵州遵义更拥堵?
 
茅明睿在现场还分享了他最近做的一个研究,对比北京和贵州遵义的拥挤和城市情况。
 
他先是放了一张图,呈现了在北京首都功能核心区,人行道上停满了机动车。“行人在这个地方是没有尊严的”,茅明睿说。而在遵义,就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有着”街道活力”。“甚至在它的高峰时期,遵义的主干道的每一个人行横道都有两个交警去负责把车拦下来。这是尊严。”茅明睿说。
 
接着是住宅和商铺价格,“跟北京对比一下,遵义在同样的地段,住宅价格是 4000 块钱一平米,但是底商商铺是 4 万块钱一平米,(而在)北京的国瑞城,4.4万(一平米)。说明我们同样的城市空间,在遵义能够产生更多的现金流。北京的住宅和商铺的价格是倒挂的,遵义商铺的价格是住宅的 10 倍”,茅明睿说。
 
最后,他总结道:“对一个可持续城市来说,遵义拥挤归拥挤,但是它是一个能够产生现金流的城市,它是一个在经济上更健康更有效率的城市。而且遵义能够做到交警到主干道的两个斑马线上去维持交通。
 
为什么?因为他的同样人口密度下,城市的管理者可以去管辖到更小的范围,可以实现城市的精细化管理,而北京的摊子铺得很大,我们还进一步的在疏解人口的时候,在降低人口规模的时候,你会造成管理管不过来,你的管理成本越来越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人行道上停满了车,遵义的人行道上却不停车的原因。
 
同样在遵义最高的街道办,人口密度达到 7 万人每平方公里,但是遵义并不比北京更堵,遵义的城区有 100 万辆机动车,北京有 500 多万辆,但是遵义并没有比北京更堵。”
 
 
这场名为“何为理想城市?”的论坛结束后, 4 位嘉宾对“何为理想城市?”并没有达成共识,只是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不过,虽然没有对“理想城市”达成共识,但他们都同意:理想城市有很多种,但前提都是要尊重个人自由选择的权利。
 
“最重要的不是给城市下一个什么是理想城市的定义,而是说每个人对自己的理想生活是个性化的。更为重要的是尊重每一个个体的选择,并不是说基于个体的自由选择所达到的结果就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如果离开了个体的自由的选择,这个社会所达到的结果一定不是好的。至于你说有了自由的选择以后,我有规划,有政府的管制,但是你不能脱离你这个社会形成的基础是每个人拥有自己选择对自己来讲更加理想的生活方式的一种权利。城市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给普通的平凡的人提供创造梦想的机会”,陆铭说。
 
“尊重多样性,尊重人的选择,避免让我们的城市规划师或者说政府官员,用他们对于城市的某种价值观来取代我们每个人的自由的选择,我们应该相信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他包含着对他的福利最大化,但是不要认为你们做出的选择都不如我帮你们做的选择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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