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日报：您在《大国大城》一书中，明确提出大城市是中国城市化未来的发展方向，那么大国需要大城的根本原因及大城对于大国的重要意义是什么？大城市特别是成都这样的西部特大城市的经济合理性基础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陆铭：从国际视角来看，大城市和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都市圈，体现了规模经济的三个优势：第一，分摊效应。如在固定资产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配套建设等方面，大城市都可以通过人口规模的扩大进行成本分摊。第二，劳动力与市场匹配效应显著。第三，学习效应。因为大城市人才密度大，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交流与思想碰撞,有利于高新技术产业快速发展。所以，特大城市、大都市圈在全球竞争中占有重要地位，代表着一个国家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核心实力。大城市引领区域发展，这是世界的普遍规律。

 

对于中国而言，因为众多的人口与国土面积之间关系紧张的特殊性，大城市在中国的地位会更重要。第一，人口越是往大城市集中，则越利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这对于节约土地资源、发展农业生产、保障我国粮食生产安全与提升农业生产力、提高农民人均收入等都有正面作用；第二，大城市有利于促进绿色发展。大城市的产业结构一般是以服务业为主的，而服务业的碳排放较低。随着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未来中国服务业的占比还会持续提升，大量劳动力从事服务业后，对贯彻绿色发展理念，保护生态环境，是利好的。

 

成都日报：四川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提出，强化首位城市带头带动引领示范辐射作用，支持成都市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您对成都更好地担当起国家中心城市的战略使命和首位城市作用，有哪些建议？

 

陆铭：大城市作为引领整个国家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龙头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成都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可以更好地担当起带动引领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我有三点建议：第一，要增强人口集聚功能。这有利于提高城市化的速度与质量，有利于在后工业化时代提高中国服务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和发展水平，促进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第二，加强与周边中小城市、农村的联通功能。这有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要认识到大城市的发展是与周边区域发展连为一体的，区域城市群的核心城市要增强基础设施、市场整合、公共服务等几个方面的核心功能，以更好地带动城市群内的中小城市、农村地区共同发展。第三，增强核心城市的产业统筹整合功能，形成以大城市龙头产业为引领，中小城市与农村地区相互分工密切合作的格局。

 

对成都更好地发挥首位城市作用，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我认为要厘清大城市与大城市的关系，大城市与周边中小城市关系两个问题。关于大城市与中小城市协调发展问题，首先要澄清一点，“虹吸效应”这个概念其实很容易被理解成一个负面词汇，其实从经济学原理上看“虹吸效应”就是经济集聚效应，资本、人才等生产要素往大城市集中产生集聚效应，这恰恰是因为大城市有规模经济，这是一个城市具有在国家战略中,发挥带动区域协调发展能力的体现。

 

我在《大国大城》中提出“在集聚发展中走向平衡”的策略，因为生产要素在城市集聚，人才与资本流向大城市都是为了更高的回报率，这并没有问题。那么中小城市就可以随着大城市的发展而配套发展相关产业。比如随着大城市人口的不断集聚，就会产生近郊旅游等方面的需求，那么中小城市就可以大力发展与之相适应的旅游休闲观光产业、生态农业等，带动中小城市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所以大城市首先要通过不断增强集聚效应来提升城市生产力水平，从而带动周边中小城市的发展与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成都日报：产业是城市经济的灵魂。当前和今后，成都如何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更好地强化首位城市带头带动引领示范辐射作用？

 

陆铭：第一，成都要结合自身条件，包括地理位置、历史条件、产业基础和优势、文化底蕴等考虑最适合发展的产业方向。据我多次调研成都的观察，我觉得成都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旅游资源丰富、人文资源丰富、休闲文化独具魅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方面是有巨大优势的；第二，成都适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都远离海岸线，如果产品靠海运，成本就比较高。但是科技含量高的产品可以通过航空运输，典型的如英特尔若干年前落户成都，其产品就是科技含量高而体积比较小。尤其成都高校科研院所资源多，人才储备丰富，很适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总体上讲，成都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作为西部经济中心，引领带动区域协调经济发展，我认为是大有可为。在此过程中，我认为成都需要重点发展具有比较优势、具有深厚潜力的产业，不要为了短期的GDP增长，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成都日报：城市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最佳的集聚程度和城市规模是动态变化的，随着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如何优化完善城市治理，以助力城市集聚效应、规模效益不断自我强化，经济的集聚程度和城市的最佳规模不断提升？

 

陆铭：首先，从城市规模的理论分析来看，可以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进行比较。从静态角度看，在特定城市发展阶段的前提下，人类的技术水平与治理水平在短期内是相对稳定的，这种情况下，一座城市的规模就是由人口的规模来决定，它也决定着这个规模带来的好处和坏处，且二者能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好的一面，我前面也提到是可以发展规模经济，坏处就是带来污染、拥堵等“城市病”问题。

 

但从城市人口规模的动态发展层面看，很多东西是在发生变化的。首先，城市产业结构变化会使一个城市在集聚过程中好处增加，因为一个城市的发展开端是制造业驱动的，这个阶段城市对人口集中的要求程度还不是特别高，会加重污染等城市病；当城市经济到了以发展服务业为主的时候，城市规模扩大后的不利因素会减弱，因为服务业碳排放小，这就是经济结构动态变化的过程。

 

其次，我一直强调的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所带来的问题，是与技术与管理条件的变化相关的。从动态的角度解决特大城市交通拥堵问题，可以通过大力发展地铁等轨道交通来解决。成都目前也处于这一阶段，当地铁规模成网后，拥堵问题就会逐步得到解决。总而言之，特大城市治理，要通过发展来解决问题，就是从供给侧提供新的技术、新的城市治理办法、新的基础设施。

 

最后，对于中国的特大城市发展而言，还有一个比较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科学的城市规划问题。成都在建设天府新区时，应更加重视规划的作用。第一，要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布局，切实增强联通联性，逐步降低通勤成本，增强新城活力。以通勤时间的短，来弥补空间上的远，增强新城的活力。第二，坚持产城融合发展，缓解职住分离的问题，产城融合要做到产业经济、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一体化发展。第三，在新城规划初期，规模密度不能太低，因为公共服务与居住环境的好坏，都与区域人口密度规模大小相关。在《大国大城》中，我专门有“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城市”一节论述这个问题。我认为成都市提出的加强城市慢行系统建设，畅通城市微循环，在新城规划中也应该有所体现，新城需要交通主干道，但更需要的是高密度的小街区，密的窄马路。

 

（陈伟、陈宇祥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