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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本质

在存在大量潜在有效需求的中国,减少不当的政策干预,是提高经济增长新动能的根本。

特朗普当选之夜,我恰好在哈佛。第二天,在街上呐喊者有之,在课堂上哭泣者有之。胡永泰教授是我当天报告会的主持人,他悄悄告诉我,今天有很多人该来没来,因为他们心情不好。我看,美国人难过,倒未见得仅仅是因为不喜欢特朗普,或者赌他败选输了钱,而是因为他的当选让很多人认为不可能的事即将发生,而这些居然是在自由、民主、开放的美国。这件事本身动摇了人们的信心,增加了美国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本质

当前,制度性交易成本被理解为税费,这只是其一,更重要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不当的政策干预造成的。

交易成本的本质来源于信息不对称,人们彼此相互不了解,也对世界的变化缺乏足够的知识。如果在一个“透明的世界”里,没有信息不对称,商品信息与交易对象信息的搜集、交换都没有成本,这样就不需要契约,不需要对契约进行谈判、签订和监督执行,契约的违约成本也就不存在了。

如果没有信息不对称,制度就不重要,制度性交易成本也就无从谈起。制度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世界不完美,信息不对称问题随处可见,因此,需要用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降低机会主义,增加市场结果的可预期性。如果一切照章办事,则搜寻信息、谈判、决策、监督的成本都被最小化。也正因此,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本质一定是制度或政策加大了信息不对称性,削弱了市场结果的可预期性。

特朗普上台之后,全世界都不适应。人们没有想到美国会如此急转弯式地从全球化的推动者和领导者往回撤,人们更没有想到,政治正确的开放和多元会突然调头。可以说,特朗普放大了美国政策的“方差”,似乎一切皆有可能。即使未来美国的政策方差能够再缩小到让人们放心的水平,恐怕也要经历一段时间。

政策的随意性和模糊性带来的是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加,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增加了美国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也恰恰是在这个意义上,制度性交易成本不只是税负问题。特朗普只想着减税,让企业回归美国,而结果却是,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人们的“避险”行为相应增加,加拿大的移民网站在特朗普当选之夜就被挤爆,加州独立也成了一个选项。

耐人寻味的是,时间一点点过去,特朗普的移民新政屡屡受挫,上任之后的说法和做法逐步回调到可分析和可预测的范围之内。特朗普正在学习如何做好美国的总统,这些变化反过来又说明,在美国,制度性的交易成本可控。

中国式制度性交易成本

全球化的时代,国家竞争本质上是制度竞争。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就是加强国家的竞争力。

中国是一个转型中的国家,虽然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近40年,但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仍然有诸多不完善。制度从来就是从历史演化而来的,当前的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根源就来自于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思维惯性和行为方式。

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法则,就是供给不断适应需求,只要需求是合法的且没有负外部性的。这个法则既能够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满足有效需求对于企业来说也就是商机。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识别有效需求最重要的就是价格机制。恰恰因为人的潜在有效需求是难以观察和观测的,价格信号告诉人们需求是什么,以及在哪里。于是,投资者会根据价格来计算收益和成本,从而决定投资的目标和地点。

遗憾的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却经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制度、政策或规定,告诉你,你看到的价格是不合理的、不理性的,或者你要做的投资是违规的。在本质上,这等于说由政策决定者所判断的需求要比市场机制更为准确。或者说,政策制定者所追求的价值,要比消费者通过市场机制显现出来的价值,更应该成为社会的目标。

不当的政策干预与“资产荒”

一段时间以来,不当干预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说,且不论网络专车是不是要控制数量,即使要,一定得通过户籍身份来限制专车司机吗?结果是,叫了车之后,打车软件显示出来的车牌号和实际来车的号不一样,本地车的车主收笔钱,外地身份的司机承担一笔由政策造成的租金。

再举一例。大家都知道,一线城市房价很高。但若干年以来,一线城市存在的普遍问题是,在追求税收的动机之下,地方政府规划建设了很多商业地产。同时,一线城市的住宅容积率是受到非常严格管制的。这时,我们怎么来判断住宅和商业地产之间的比例是否合理?并不复杂,看价格,看人们的投资行为。如果住宅需求旺盛,价格高,说明市场上有人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使得自己能够住在市中心。没有人会直接告诉你,他的需求到底是因为想接近工作地点,还是因为想接近市中心的丰富生活,但是价格机制会告诉你。如果人们对市中心附近的就业机会、生活便利性和消费多样性没有实际的需求,那么市中心的住房价格就会下降。反过来说,如果住房价格高,商业地产相对闲置,企业就会把部分商业地产转为居住用地,不仅土地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企业拥有了挣钱的机会,居民的有效需求也得到了满足,对房价上涨可以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

然而,在目前的土地制度下,商业用地、居住用地和基础设施用地之间是有明确的界线的。制度上需要进行突破的,恰恰应该是找到一个机制,真正实现让市场成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力量,解决不同用途的土地之间如何相互转换用途的问题。遗憾的是,近年来却大量出现政策制定与市场需求相背离的现象。政策取向是“严禁擅自改变项目规划用途作为居住使用”。最近,在一个一线城市的政策文件中,一方面说要坚持市场配置资源,同时又从各个方面严格禁止商业地产转居住用途。这两句话同时出现,恐怕有违市场机制引导供给适应需求的朴素原理。

最近一段时间,另外一个备受关注的事件是在一线城市出现的关闭街边店的现象。理由是,这些街边店的用房原本是居住用途的。街边店的存在反映的可是有效需求哦。有些小餐馆的门被封上以后,在窗台上搭了个梯子,居民从窗子爬进去吃饭,这个场景让你相信,街边店是有实际需求的。把这些店关掉要实现什么样的政策目标,需要仔细辨别一下。如果说是为了恢复街区的风貌,那么没有街边店的街区风貌,一定好于有街边店的街区风貌吗(怎么判断,谁来判断)?即使街边店的存在影响了周边居住的环境,那么,改善环境是不是必须要关掉街边店?还是通过其他管制手段和价格补偿机制来进行治理?如果关掉街边店,是不是在改善了某些维度的居住环境的同时,却牺牲了生活服务业的便利性和多样性?如果说关掉街边店是为了控制人口,结果是不是牺牲掉了街道活力和服务业供应?控制人口的结果,是不是真的实现了“以人为本”的城市发展?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一直存在的问题就是“资产荒”。换句话来说,中国缺乏有效的投资渠道,来让普通居民的财富得到保值和增值。这个问题的背后,当然存在金融市场未能有效配置资源的问题。而我在这里想说的是,除此之外,中国的市场经济本身还存在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那就是,市场机制不断地被不当的干预所干扰,政策制定者以自己追求的某种价值来取代市场机制下人们通过价格显示出的价值,在本质上,这就是中国当下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根源。而对于投资者来讲,在那些与需求相背离的政策管制和突变中,投资的收益无法保证,投资的不确定性上升。这些问题加总起来,就会加剧“资产荒”。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编辑:苏琦)

(本文首刊于2017年5月29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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