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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亿儿童的教育迫在眉睫

在展开正文之前,我先给读者三道选择题,看看大家如何回答。大家都知道,中国当前老龄化和少子化的趋势非常明显。我的选择题是:第一,如果突然天降一亿的儿童给中国的未来,大家要不要?第二,这一亿的儿童是给他们比较好的教育,还是比较差的教育?第三,如果是给他们比较好的教育的话,把他们放在农村,还是把他放在城市?

我想,对于这三个问题,大家是比较容易取得一致意见的。我相信大多数人会选择要这一亿儿童,并且给他们良好的教育,考虑到城市的教育质量要远远好于农村的教育质量,并且城市还有强大的学习效应,大家会选择在城市给他们提供教育。

好的,现在让我来进入正题,当前中国就有大约一亿的儿童需要得到更好的教育。他们既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劳动力来源,同时,也是人口老龄化背景之下,未来可以使得社会持续发展的潜在资源。把他们教育好了,他们就是资源,如果他们的教育被忽视了,那么,他们就可能被今后的现代化进程淘汰,给收入差距、社会安定等问题埋下隐忧。

我说的这一亿儿童,就是数量超过6000多万的农村留守儿童(父母一方外出务工、不满18周岁),加数量超过3000万的进城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两者加起来的总量就在一亿左右,占到全国儿童的三分之一。这一亿儿童当下的教育急待提高。

这里有一个小细节。根据民政部不久前的统计,把留守儿童定义为“父母双方外出务工或一方外出务工另一方无监护能力,无法与父母正常共同生活的不满十六周岁农村户籍未成年人”,如果按照这个统计口径,留守儿童的数据会急剧降到1000万以下。不过,这个统计口径的变化(包括年龄上限下调2岁)并没有什么实在的意义。因为这相当于是在说,大约5000万孩子生活在相当于单亲家庭的状态。由于缺乏父母关爱对于家庭和谐和孩子教育的影响,并不会因为统计口径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另一种可能是,父母双方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数量被严重低估了。

长期以来,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社会各界都主要是从关爱他们的角度来进行思考的。而事实上,从长远来看,只有让这些孩子进城接受教育,并且和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才是根本的解决方案,并且,有利于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其中的道理,就在本文开头所问的三个问题里。第一,中国城市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倾向非常明显,而城市化进程当中,农村孩子进城可以补充未来城市部门的劳动力供给。第二,这部分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在今天受到的教育越好,未来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就越强。第三,教育本身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这是城市教育质量好于农村教育的根本原因,不是用钱能解决的问题。即使钱增加以后,可以改善农村地区的教育,同样的钱如果用在城市里,让这些孩子在城里接受教育,将借助于规模经济机制,节省大笔的开支,或者在同样的开支之下,大幅度改善教育质量。更不要说,只有在城市里生活,才能学习到的一些学校外的知识技能,适应未来城市和产业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城市服务业的岗位需要。

而在现实生活当中,总是有一些有意无意的认识误区,在阻碍这一亿孩子进城接受更好的教育。我想借此机会澄清一下。

第一,这些孩子的父母在城市里并不是负担,而是在为城市发展做贡献。他们的父母在城市是有就业的,同时,他们还在城市里交纳了税收。除了他们所工作的企业本身要交纳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他们自己还要交纳社会保障,收入高的还要交纳个人所得税。即使一些低收入阶层不直接交纳社会保障和个人所得税,他们在城市里的每一分消费,都包含着消费税或者营业税。

第二,在城市里被公共服务体系排斥的进城务工人员,大量已经在城市里生活了十多年,并且拥有相对稳定的就业岗位,有不少甚至已经在所在城市买了房子。他们在城市里的就业本身就说明,城市里的劳动力市场缺乏劳动力,特别是在中国的一线城市,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现象更为严重,外来人口在劳动年龄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50%。

第三,随迁子女在城市里接受教育,并不一定挤占城市的教育资源。事实上,随着大城市的少子化趋势,本地户籍孩子的数量总体上在减少。即使让一些随迁子女上公办学校,在目前的排队机制下,也是排在本地孩子后面。此外,在一些超大城市,提高外来子女在本地接受教育的门槛时,排斥的往往是一些低收入者。这部分人口的子女的人均教育经费远低于户籍人口,遗憾的是,超大城市的学校数量是在减少的,因此,政府面临的并不是能否提供教育的问题,而是愿意不愿意提供教育的问题。而且,一些外来人口随迁子女上的学校,还可以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随人走来增加投入,并且由社会资源投入的民办学校来共同提供。有人会说,民办学校质量不够高。学校质量不够高,或者办学不够规范,需要的是政府监管和投入。简单的禁止或者关闭民办学校,造成孩子失学,或者返乡成为留守儿童,总不如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和父母一起生活在城市的机会。

第四,在当前城市提高外来子女入学条件的过程当中受到排斥的孩子,有大量其实就是出生在这些大城市的孩子,或者已经在当地生活多年。在受到政策排挤的过程当中,这部分孩子并没有完全离开所在城市。即使一小部分孩子离开所在城市回到老家,他们的父母也未见得跟着离开了。因此,更严格的入学条件是造成了更多的农村留守儿童或者夫妻分居问题。那些并未完全离开所在城市的孩子,在被正规教育体系排斥的同时,他们到了周边城市,和父母分居,有的孩子继续上幼儿园,有的孩子上一些地下的学校。这些现象,造成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多。

第五,排斥低收入群体解决不了什么城市的问题,反而会抬高城市的生活成本。且不说在排斥孩子教育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家长并没有真正离开大城市,就算他们的父母离开了大城市,只会提高这些城市的劳动力短缺程度,和相应的劳动力成本,包括服务价格。最后受损的,仍然是留在城市的人们。而大量低收入的劳动者,他们在大城市里无论是居住还是出行,都属于消耗资源最少的人群。大城市里的各种短缺主要是供给侧的问题,即使在需求侧,相比之下,开车、住大房子、孩子要上好学校的其实是高收入者。

习惯性的思维以为,如果把那些随迁子女排挤出大城市,他们可以回到老家接受教育。这种想法极其肤浅。由于随迁子女的父母大量是在大城市有工作的,因此,绝大多数的流动儿童的父母,即便孩子不能在大城市上学,他们也并没有离开大城市。排斥随迁子女教育的政策,造成的恰恰是更多的留守儿童。最近,魏东霞利用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的研究发现,2011-2015年四个最大城市流动人口18岁以下子女留守数量占全国留守儿童比例均在20%左右。“澎湃新闻”记者吴英燕在安徽的一个人口输出大县调研时,教育部门有关负责人反映,在返乡的义务教育阶段儿童中,有60%左右来自上海。一些孩子回到当地以后,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适应当地的学习和生活。最近出版的《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中也有观察发现,流动儿童回到老家之后,出现学习成绩下降,融入老家社会难,人生轨迹被改变等问题。在城市里积累的文明礼貌习惯和语言能力等在老家无用。北京大学宋映泉的研究发现,回流儿童更容易受到校园欺凌,心理压力也更大。

最后,我想说,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不只是教育或民政部门的责任,而是整个国家和全体社会的大事,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我要建议社会公众,特别是政策制定者,算两笔大帐。第一,同样的孩子,放在城市还是放在农村,放在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本质上仍然是投入产出的问题。城市和农村之间,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教育质量的差别,并不是钱能够弥补的,它本质上是因为教育是一项具有很强规模经济的事业。从总体上来讲,一个孩子从大城市转回小城市和农村,所面临的教育资源下降的,即使加上对于留守儿童的建档、关爱等等大量人力物力,都仍然是舍本逐末。在国家层面上,让孩子进城读书的道路,才是既高效又节省资源的。

第二,中国要想不断提高自己的经济发展水平,实现中国梦,城市化率就必然不断提高。而且当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即使在包括了无本地户籍的进城人口之后,已经比处于同样发展阶段的其他国家低10个百分点。当前中国的大城市已经存在劳动力短缺,未来这个问题只会更严重。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愿意接纳在城市接受教育的那些孩子,若干年以后,必须是城市劳动力的主力军,也是今天城市里的青壮年若干年以后的养老来源。

我们今天的付出,就是未来的收获。而我们今天的卸责,未来则必须要偿还。

 

(谨以此文,献给所有的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的全体作者,以及所有开展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研究的学者和媒体人。感谢陈媛媛、魏东霞、魏佳羽、吴英燕、刘伟伟的修改意见。)

 本文发表于2017年5月22日财新网观点频道。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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