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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设立新区,我们都很兴奋

移民文化
“来了就是深圳人”,
城市文化的核心是人是否被尊重
 
新京报:提到深圳,这个比肩京沪的年轻大都市,大家长期以来的印象是,没有方言,也没有外地人歧视。这样一种“英雄不问出处”的包容态度,在深圳成长的过程中是怎样起来的?
 
陆铭: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不管是移民国家还是城市,如果起点相对来说处于平地而起的状态,移民和本地人的冲突就较小,移民给城市带来的发展动力就较强。深圳的起点背景是从一个渔村发展起来,基本上是一张白纸,城市负担非常轻。
 
解放前的上海,跟八十年代的深圳是一样的,基本没有太多的原住民。但现在的上海冲突就出来了,移民规模在计划经济时期非常小,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起点,比如说解放前上海话是本地土话、苏州话和宁波话的结合,如果不是计划经济时期向上海移民的停止,今天的上海话跟以前肯定不一样。但由于中间几十年移民的停止,现在在原本是移民城市的上海却形成了所谓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区隔,这是很遗憾的事。
 
新京报:闪耀在欧洲城市史上的中世纪城市,其形成也是平地而起,一些工匠以及从庄园里逃亡出来的农奴,聚集在港湾、城堡、教堂以及交通要道周围,进行生产和交易。是否可以说所有城市都是移民城市?
 
陆铭:我不认为这是必然,要看城市发展的功能。一个城市成为什么样的城市,跟它的比较优势有关,如果功能是服务于周围的农业和旅游业,甚至有可能成为人口流出地。资源型的城市,因资源逐渐消耗殆尽,有些也是收缩的。
 
如果不是出现特定的历史因素,比如你刚才讲的欧洲中世纪,农奴逃出来组成一个个城市。现在移民占比高的都是大城市。城市的人口规模跟移民所占比是正相关的,而且是高度相关,越大的城市,移民所占比越高,越小的城市,移民所占的比例越低。
 
新京报:直到现在,深圳也常被认为是一块文化沙漠,比如没有厚重的历史传统。然而,外来人也在深圳身上感受到了相对而言的自由、包容和公平,这样的城市文化,直接关系到一个人是否被尊重的处境。
 
陆铭:深圳是一个新兴城市,起步是低端制造业,很长一段时间内就深圳大学一家(2000年起创立了众多海内外大学的深圳分校或研究生院),产业处在低端,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不够,至少跟北京和上海这样的老牌城市比,这样讲就没有文化了。
 
然而,我要讲的观点是,首先非常同意你说的,深圳有移民文化,有开放、包容的文化,有拼搏向上、向前进取的文化,这就是文化,或可说深圳的城市精神,且具有现代性。在中国的背景下,它还有平等性,深圳的口号是“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就是它的文化。
 
第二是深圳正处在大变革时期,传统制造业在十几年内向高科技产业转型,深圳约占有中国海外专利的50%。深圳未来对受高等教育人才的吸引力也在提高,尤其当北京和上海等老派大城市在排斥外地人的时候,深圳的优势是凸显出来的。
 
改革年代
继承深圳的精神和思想,
但改革的路径要再创造
 
新京报:深圳当年所享有的特区政策,让“孔雀东南飞”打拼者振奋,今天的年轻一代可能体会不到那种改革共识形成时的心潮澎湃和“井喷”式的激情。之后的三十多年中,每当有设立特区或试验区的城市发展政策,依然可以看到兴奋,在人们的记忆中,特区或试验区便意味着改变的机遇。在深圳成功的路上,政策的作用是怎样的?
 
陆铭:我的回答可能令你意外。深圳的成功,政策虽然的确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但我一直在坚持一个观点,深圳的成功首先是地理的成功,邻近香港带来的优势非常强。我在《空间的力量》里做过一个研究,方程式的右边是地理区位,以及是否是经济特区或开放城市,把这两个变量同时放上去,政策是不显著的,但地理是显著的。通俗地说,当年享受特区经济政策的,只有深圳最成功。政策当然有用,但只有放对了地方才有用。
 
改革需要一个试验田,深圳的发展正好是处于中国从农业转向工业化的节点上,如果放到世界背景下,深圳的崛起还遇到全球产业的转移,发达国家的产业成本上升,要把产业转出来,我们刚好有城市可以承接转移。
 
新京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有一本研究深圳的新书,书名是《借鉴深圳》(Learning from Shenzhen),但作者认为,深圳的成功有着许多的天时地利人和,不可复制。从你的判断中,也看到了相同的结论。如果是这样,改革年代的深圳特区所留下的是什么?
 
陆铭:如果当年深圳只有地理,没有政策,成功不了。反过来,有政策,如果不是放在紧邻香港的地方也成不了。地理是天生的,制度是可以创造的,深圳的发展虽然得益于地理条件加历史木山日山,但深圳经验本身却主要是制度改革的标杆性作用。
 
中国现在的包袱太重,且有各种各样的利益格局,缺乏推进的力量。我觉得中国需要一个地方再像深圳当年一样,撒开手,给它充分的自治权,按理想模式设计,不受既有制度框架的制约。这就相当于制度的试验田。本届政府创立的多个自贸区,是想达到这样的目的,但自贸区能够解决的,主要是在金融、贸易、行业监管领域,跟今天城市发展问题还不太一样。
 
新京报:今天的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包袱,从知识界的公共讨论来看,往往都涉及到城乡、地域之间、包括首都在内的特大城市与其它城市等关系方面的制度挑战。
 
陆铭:你的这三个关系总结得非常到位,城乡、地域之间和首都与其它城市的关系,这些从时间、地理和背景上,都比当年深圳的包袱重。
 
户籍、土地、公共服务和官员考核是核心的制度,如果能找一个实验地方,摆脱既得的利益格局——包括本地人和外地人的关系。所有人来了,只要有就业,就有平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而没有本地和外人差别。其实,现在真正需要的是这些东西。推动制度的改革,那可是功在千秋。
 
新京报:在新的现实面前,怎样理解你刚才提到的深圳特区的“制度改革的标杆性作用”?
 
陆铭:精神和思想可以继承,但是改革的方式和路径要再创造,今天面临的问题跟当年深圳或者说整个中国面临的问题,不可相提并论。八十年代深圳改革,所处的阶段是要解决吃饱饭的问题,且当时对于改革基本上是有共识的。
 
今天所处的阶段,需要一些创造性改革。你刚才讲的几大关系,在深圳改革的时候没有,它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城乡关系,而是计划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要在深圳施行一个新的制度向计划思维挑战。
 
深圳与大城市政策
作为大国的一部分,
大城市需要为低收入者提供就业机会
 
新京报:我们现在回到今天的深圳。尽管深圳的移民特性有其开放和包容的心态,但近年来在社交网站、知识问答平台和城市论坛,出现了与日俱增的“缺乏归属感”。怎样理解两者的矛盾?
 
陆铭:实际上是三个问题纠结在一起。第一,“缺乏归属感”是移民城市本身必定有的特征,人口大进大出是其基本特点。又想有活力,又想来的人全部留下,两者不可兼得。第二,大城市生活成本会高一点,房价也比较高一点,的确在大城市,租房比重高,买房比重低。深圳的移民是比较年轻的,经济实力相对比较弱。这是全世界范围内普遍的现象,纽约和伦敦都这样。
 
第三,还有中国自身特色的问题,目前的城市发展,不管是深圳,还是上海和北京,都碰到供给方问题。如果不充分地增加城市土地和住房供应,房价抬高了,收入跟不上,就会出现没有归属感,这需要增加供给来缓解。
 
新京报:如果用前些年的网络流行语“草根”说,深圳的打工草根文化是否在走向衰落,而代之为精英文化?
 
陆铭:从单个城市发展的角度来讲,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比如说新加坡,从独立之初发展到现在跻身于发达国家之列,草根文化也在丧失,这本身就是一对矛盾。
 
但是深圳跟新加坡不一样,它还是一个大国的组成部分。这时候就要讨论,深圳,包括上海和北京,要不要为整个国家的低收入者来创造就业和生存的机会?一方面,这些大城市需要有大量的低技能者提供服务,另一方面,还有大量的国民,教育水平可能就是初中,因此一个良性的政策,不管是公共政策还是住房体系,要保留一点草根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机会。
 
以前深圳是做的比较好的,比如对街头摊贩的管理比较宽容,这是草根文化的直接体现。城中村也提供了低价的居住条件。现在,比较起上海和北京,深圳还算好的,但整体来讲,一线城市在走精英化的道路,这不利于一线城市降成本和增强竞争力,从国家角度来说也未必是好事。
 
新京报:深圳正在实现产业结构转型,从制造业走向高新技术产业,同上世纪的面貌已大不一样。而包括北上广在内的大城市都走上了这条产业结构转型的道路。“逃离北上广”的声音此起彼伏,但事实上,还有一个群体即外来低技能务工者被忽视。你也提到,改革年代的深圳,其精神和思想遗产是制度改革的标杆性作用。现在的问题是,产业结构转型是否必然要导致草根的衰落?
 
陆铭:城市管理者觉得城市升级换代以后,低技能劳动者就不需要了,但城中村恰好是活力的来源,降低了他们的生存成本。现在,供给方是在减少这些东西,比如街边商店的拆除,包括在城市前些年对电动车的限制。在整个住房体系中,廉住房制度不覆盖外地人,城市的管理跟包容性城市发展的思想逆向而行,都在挤压低技能劳动者的生存空间。
 
大家感受的大城市生活成本上升,其中相当部分是供给方导致的。一线城市成本上升,竞争力降低,国家的负担是在加重。大城市来不了,大量人口就留在小城市,小城市缺乏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规模经济,要增加就业,就要转移支付、补贴,最终还是一线城市和较发达地区在承担。这都是新加坡这类城市国家不需考虑的。如果这些事情没有想明白,两头都受损失,一线城市的成本高、竞争力下降,草根的梦想和上升空间也在恶化。
 
文章为新京报书评周刊“十问”第8期,未经授权不得转载。(采写:新京报记者 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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