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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如何既有活力又宜居

“越是将历史拉长了看,我越是相信,决定人类发展轨迹的是普遍规律,每个国家的特色只会在普遍规律下开花结果。”
 
《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作者陆铭,在书的扉页,写下这样的题记。
 
既在象牙塔里做学术研究,又参与了一些关于城市发展的公共政策的讨论,陆铭希望通过书写,把自己所知道的逻辑事实和国际经验加以推广,以拓宽公众的思路。
 
大国与大城
 
读书周刊:书以《大国大城》为名,气势磅礴,为何人类从古至今都有大国情结?
 
陆铭:我常以欧盟为例。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希腊等五国爆发债务危机,这场危机越演越烈,到2015年,希腊成为第一个主权债务出现违约的发达国家,就在欧洲富国纠结于要不要救希腊时,英国又投票“脱欧”了。可以说,近十年里,欧洲诸事不顺。
 
有人会问:各人过各人的日子不好吗?为啥非要绑在一起,痛苦地维持欧盟这个体系?其实这么做,欧洲各国是想抱团成为“大国”。
 
作为大国,有很多好处。先从前现代经济讲起。古代中国分分合合,但总的趋势是统一,动力在于古代皇帝无非想三件事:一是收税,那国家自然是越大越好;二是分散风险,同样一场地震,对于小国的打击可能是毁灭性的,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却可以做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三是安全,大国在提供国防、保护国家安全方面有规模效应。
 
这种大国具有的规模经济到了现代仍然重要,甚至更重要。比如分散风险方面,在古代,风险主要来自自然灾害,而在现代,技术、金融、政策、国际环境都可能给经济带来风险,而大的经济体经济波动相对较小。而且,现代经济结构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规模的重要性比前现代时期更强了。比如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三个地方有足够大的市场满足发展大飞机产业所需要的规模:美国、欧洲和中国。
 
另外,由于市场规模大,很多细小的技术创新都能在市场上得以生存和发展。你看我们的互联网企业,雏形大多来自国外,但在中国的发展,几乎都超过了母体,因为中国的市场大,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根据市场规模和中国特色,加以微创新,就能掀起巨浪。
 
往深里说,大国和小国的货币地位也是不同的,足够大的国家才能使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读书周刊:那么大城呢?城与国的关系又是怎样的?
 
陆铭:我用两张图来说明在经济发展方面,大城的重要性,以及城与国的关系。
 
图一是根据美国的卫星数据制作而成的世界夜晚灯光地图,从图中可以看到,在国与国之间,灯光亮度基本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韩国和朝鲜,一明一暗,对比非常明显;而在一国内部,例如美国,夜晚灯光亮度主要取决于经济和人口的集中程度,人口高度集中的东海岸连成片的都市带和西海岸的狭长地带都比较亮。
 
图二是美国GDP分布图,图中面积占比极小的橙色城市贡献了美国GDP总量中的50%,剩下的蓝色部分,全部加起来也只占了另外的50%。
 
借助这两张图,我们看到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全球的经济活动高度集中在少数地区,也就是大城市周围,这种现象叫作空间集聚。可见,城市的发展关系着国家的发展。
 
总量与人均
 
读书周刊:书的副标题是——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这是否在提示读者,您认为当代中国的发展存在着市场不统一、不平衡之处?
 
陆铭:继续以欧债危机为例。
 
欧元区是怎么走入当前困境的?很多人认为,欧债危机的产生是因为那些南欧国家有大量的社会保障支出,需要借债融资。这么想不能说错,但至少是不够深入的。你应该接着问一个问题:如果政府需要融资,那可以发展经济,然后借税收来融资,为什么一定要借债?
 
从经济逻辑出发,欧洲债务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于市场分割。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如果包括人口在内的资源是自由流动的,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就会趋同,但是,欧洲国家多,从语言、文字到宗教、文化,都存在很多差异,导致欧洲内部人口的流动是不充分的,结果就形成了国家间的人均GDP差异,法国、德国的人均GDP大约是希腊的两倍。
 
但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存在市场分割的区域,货币却是统一的,各个成员国失去了自己的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当希腊出现经济衰退时,希腊政府无法单方面通过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或者本币贬值来刺激经济。欧债危机触及了欧元区的深层次矛盾:当结成欧元区的国家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时,统一货币的弊病就尽显无遗了。
 
读书周刊:这对于我国城市发展来说,有何启示?
 
陆铭:在集聚中走向平衡,这是我反复说的一句话。通常,人们很难理解集聚怎么会带来平衡,这是因为,人们通常在脑海中想的平衡是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均匀分布。当我们讲到地区差距和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时候,一定要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总量的差距,一个是人均的差距。我们需要的是人均意义上的增长和平衡,不是总量意义上的差距缩小。把全中国每一个城市都做成跟上海一样大,没意义,也违反经济规律。真正有意义的是将地区之间的实际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差距缩减到最小。
 
美国经济和人口的集聚程度远高于我国,为什么美国没有出现巨大的城乡差距?因为人口集中的地方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地广人稀的地方搞规模化农场。美国农民富裕是因为农民数量少,原来的农民人口分流出去了。
 
读书周刊:将经济活动的均匀分布理解为平衡的结果之一,是形成你有的我也要有的认知,具体表现是不是就是各地的同质化建设?
 
陆铭:过去十多年里,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土地供应在全国占的份额越来越高。这些土地到哪儿去了?一是造工业园,二是建新城。中国几乎每个县都有一个以上的工业园。有一次,我做演讲,台下有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名听众,我问在座各位哪一个人的家乡没有工业园的,500个人中只有一个人举了手。
 
再说新城。我自己收集的大约500个新城的数据表明,这些规划中的新城如果全部建好,可以容纳约2亿人口,而实际上新城的数量是我收集的数据的几倍。新城的规划是严重超标的,证据是全国已经有很多新城建好后变成了“空城”和“鬼城”。
 
高密度与低密度
 
读书周刊:即使集聚能够走向平衡,但集聚也带来现实的忧虑,比如拥挤、污染和犯罪等“城市病”,对此您怎么看?
 
陆铭:就以交通为例,对于现代城市居民而言,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到底是“生活在城市”,还是仅仅“活在城市”,这涉及两种城市发展模式。
 
第一种模式,城市里有很多窄马路,同时有个别宽敞的主干道。在这样的模式中,主干道是行车的,而一旦出现交通拥堵现象,车也可以开到窄马路上进行分流。我们往往认为宽马路可以缓解拥堵,但事实上当马路太宽时,马路的条数会相应减少,于是,宽马路的堵塞因为缺少小马路的分流而得不到缓解。
 
这种模式的另一个好处是窄马路适合人行走,因而沿街人口密度高,进每一家沿街商铺的人口就多了,这样既发展了商业,也满足了附近人口的消费需求,人们不需要开车去远处消费。
 
第二种模式则都相反,建的是宽马路。
 
世界银行有个研究中国城镇化的报告,这份报告统计了世界上6个代表性城市每平方公里交叉路口的数量,在都灵、巴塞罗那、巴黎这样的欧洲城市,每平方公里的交叉路口逾百,东京银座每平方公里交叉路口达到了200个。相比之下,中国城市偏爱大路,上海浦东、北京城北每平方公里十字路口只有十几个。
 
读书周刊:规划的不同,源于城市发展理念的不同。
 
陆铭:国内很多城市醉心于打造花园城市。如果将花园城市理解为花团锦簇、绿树成荫,这还不算错,问题在于,很多地方将花园城市理解为低密度和宽马路,特别是在新城建设中,盲目追求宽马路、大广场和大绿化带,这就错了。低密度和宽马路的模式适于开车,不适于行走,这就导致马路两边的行人达不到服务业所需的进门人口。很多城市在建设新区的时候都追求低密度,结果发现服务业仍然在高密度的老市区发展得更好;另有一些城市,连旧城改造也追求低密度和宽马路,结果,很多老建筑和窄街道被破坏,市中心的消费型服务业失去了发展空间。
 
低密度导致服务业供给不足,进一步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一方面,人们需要更多地开车去消费,造成低密度社区与市中心的通勤压力;另一方面,低密度社区一到晚上就黑乎乎的,没有活力。
 
读书周刊:您为何如此强调服务业,尤其是消费型服务业?
 
陆铭: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必然带来对消费型服务业的需求。服务业发展如何,影响城市对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城市宜居,人们才愿来。
 
高科技产业和制造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对服务业的需求。美国一项研究发现,城市中一个高科技产业的岗位,可以带动五个其他行业的就业岗位,其中,两个相对高端,比如医生和律师,另三个则集中在消费型服务业,如售货员和餐馆服务员。高低技能的劳动力配比大致是1比1。如果一个城市对进入的劳动力技能进行挑选,很有可能造成的结果是,城市缺少低端劳动力,导致生活成本高且不便利,最终影响高端人才的引进。
 
读书周刊:在书的最后,您有一封写给未来的信,读来令人动容。
 
陆铭:我相信,每一点努力都能够改变一些,哪怕只是改变一个人,让他拆除心里的樊篱。
 
我的书分上下篇,上篇《大国之难》,下篇《大城之解》,上篇提问题,下篇更注重给出解决之道。今天中国的改革面临着一些困难,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一些困难远超今天。世界是美好的,未来是美好的,这是我所相信的。
 
文章载于《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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