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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的出路在哪儿?

还剩下不到两个月,我们却几乎可以确定,“房价”一定是2016年的中国关键词之一。从2015年末开始,“去库存”的口号就铺天盖地叫起来。进入2016年,从北上深的一线大城市开始,以胡焕庸线以东的城市为主导,一场热闹的房价盛宴次第展开。到了最后一个季度,在各种“泡沫”的警告声中,大城市的市场开始稳中有升,而那些尚未分享到这场盛宴的小城,去库存还没有开始,便走向了结束。
 
房价飞涨的背后,就在2015年,上海实现了进入21世纪以来的首次人口净流出。有坊间的解释说,这种净流出是因为对外来人口子女入学方面的“严控”,很多人带着无法在上海入学的孩子离开了这座城市。有一种说法是,这座城市在筛选它想要的人。
 
这也就不难理解,在2016年10月末,上海市中心的一场讲座中,一位听众站起来问:我可能要离开上海了,但我还是想知道,中国的房价为什么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个状况对中国、对上海的未来,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那是一场关于新书《大国大城》的讲座,主讲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陆铭,会场正在讨论“关于中国城市化的深入思考”。中国的经济是否过多集聚在了大城市?一线的城市,譬如北京上海,真的是太大而需要控制了吗?
 
陆铭的答案是:“上海太小了。”他说,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太集聚了,而是长期以来,人口的集聚未能与经济集聚同步。除了出示发达国家高塔一样的经济积聚程度示意图,他还给出了逻辑清晰的解释——不同地区的区域位置决定了各地有不同的比较优势,适合发展不同的产业。某些产业,譬如制造业、服务业,有规模经济效应,人口集聚会伴随着更高的人均GDP;而对另一些产业,譬如农业、旅游业、各种资源型产业,受到自然资源的制约,如果要提高人均产出,必须减少人口。
 
这位经济学家倾向于把中国跟欧洲做对比,确切地说,是欧元区。作为一个统一国家,中国的市场分割却非常严重,因为户籍和公共服务的差距,中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难度,几乎超过欧盟国家间的劳动力跨国流动。那一大群欧洲国家,为了能更好地享受规模经济效应,通过统一货币和共同市场结盟在一起,而几十年来,我们享受着大国经济的发展优势,却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生产要素流动的必要性,而城市发展和经济集聚的坏处,却被高估了。
 
在国权路一家咖啡厅,陆铭穿件绿毛衣,手里翻着繁体版的胡适的书,他说:“经济学家谈公平,跟社会政治学家谈的公平有点儿不同。很多问题如果从公正角度去理解的话,常常会理解为分蛋糕的过程,但实际情况是,这个蛋糕并不是说给这个人多了,另一边就肯定少了。经济学家要关注的是,整个蛋糕变大还是变小的问题,如果你不公正,可能整个蛋糕都小了。”
 
陆铭说,自己成长在一个“移民家庭”:爷爷辈是宁波人,父母在上海长大,又去了安徽支援内地建设。1991年保送至复旦大学经济系时,这个懵懂的少年还不明白经济学可以做什么。在复旦经济学院读到博士,成为讲师,一直到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劳动经济学,其间接触流动人口、地区差异,陆陆续续十年,将对这类领域的关注整合在一起,就成了这本《大国大城》。
 
这是本逻辑严密却不乏激情的书。书里沉痛地提及了大量实地考察中的例子,比如西部大量过剩的工业园,希望能够吸引东部沿海的制造业,却因为没有运输或者其他方面的优势,并没有足够的产业引入。事实上,跨国公司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工厂,更愿意迁去东南亚,那里有优良的深水港和低廉的运输成本。这位经济学家认为,在担心“拉美化”之前,也许,中国真正该担心的是另一个潜在危险,“欧洲化”。
 
避免欧洲化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打破户籍局限,促进劳动力更有效率的配置。让所有的一切更好地遵循市场经济的三大原则:价格由供求决定,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以及,保护私有产权。他很严肃地表示,“中国经济中的大量问题,都可以追溯到政府的手过于有力,伸得又太长了。”
 
他始终崇奉市场经济的三大原则,却又无奈地发现,譬如房子,“最近十多年以来,恰恰在人口流出地建房子,而在需求高的人口流入地,像北京、上海这种地方,限制供应,住房供应跟不上。”之后就导致人口流入地的房价高,就限购,限制需求。他说,在中国,大量的资源正因此从回报高的地方流向回报低的地方,政府的那只有力的手,伸得实在太长了。
 
在书中,陆铭讨论了大城市的细节。他引用简·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的观点:究竟是低密度、宽马路还是高密度、窄马路更宜居?而城市病,是不是因为大城市在规划时对人口增长估计过低,导致基础设施严重滞后。他说,“回头看看城市以往的人口规划,是件很幽默的事。”
 
1983年出台的规划提出,要把北京市2000年的人口规模控制在1000万人左右,然而,仅仅三年后的1986年,北京市总人口便已达到了1000万。《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1-2010)》要求,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要控制在1250万左右,事实是,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北京市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1382万人。同样的事情继续发生着,《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提出,2020年北京的总人口规模要控制在1800万,但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北京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961万。
 
类似的现象同样出现在上海。2003年,媒体报道说,2020年的上海城市将以2000万人为目标,比原定的1700万城市人口又上了一个台阶,而实际情况是,仅仅在2013年,上海的常住人口就已经达到了2371万。城市人口的一再突破“规划”,常被作为需要控制人口的理由。然而,为什么不能反过来想一想,这个人口数目究竟是一种预期还是控制目标?陆铭特意给书中的某一章取了个名字——“大城市不死”,大城市的活力根本上来源于人性,大城市的人口集聚带来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生活质量,同时,人口密度带来更多交流和知识传播。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害怕孤独的。
 
现状对将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他说:我们目前的很多方向性选择,也许决定着之后二三十年的发展。这让他觉得,“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显得特别必要和及时。”
 
大城市的房价为什么这么贵?
 
人物周刊:你说过,像中国这种,因为供给不足引发的房价上涨,不算泡沫。
 
陆铭:对。我举个例子,如果现在房子是敞开供应的话,大概月薪一万的人都买得起房子。现在供给减少,大家的收入都不变,那就只能提高门槛,让更少的人才能买到房子。比如,我把门槛提到月薪两万、月薪三万的人买得起这房子。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来算房价收入比,这个比值就变得越来越惊人了。用房价收入比来讨论房价是不是有泡沫,只在供给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才成立。我们目前的情况,供给受到了限制,这种因素导致的房价上涨,这不叫泡沫。泡沫是由需求方定义的,而一线城市现在是供给方不足导致的房价上涨,三四线城市就没有这个问题。假如现在扩大住房供应,房价可能跌了,这种情况不叫刺破泡沫,只是价格受供求影响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中国的住房市场跟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政府对供给方的控制。中国的房价有没有泡沫?我也不能说绝对没有,但中国房价的主要问题还是出在供给和需求不匹配上。
 
人物周刊:那政府为什么要控制房子的供给呢?
 
陆铭:因为,从人口角度来讲,他们觉得(大城市)太大了,北京上海太大了;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讲,他们把均匀和平衡这两个概念搞混了嘛。你现在问一个地方政府官员,中国老百姓的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大,是不是问题。估计所有人都会回答,这是个问题。你再进一步问,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怎么办?绝大多数人会告诉你:给钱。北京上海是不是太大了?太大了。要不要限制?要限制。这是我们惯常的一个思维方式,但我们从来不问,别的市场经济国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他们会怎么办?比如,你到纽约、东京,你去问他们,纽约、东京是不是太大了?要不要想办法去限制?
 
事实上,其他国家不会问这种问题,没意义。他们一没有户籍制度,二没有强大的国家来调配土地资源。但为什么别人不限制,他们也发展得蛮好?
 
我们现在就是希望把资源从发达地区转移到欠发达地区,这不就是把资源从回报高的地方转移到回报低的地方去吗?你想,如果是一个正常的市场机制的话,资源会往回报低的地方流还是往回报高的地方流?我们很多时候会忘记问一个问题: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其他国家会做吗?很多事情,比如户籍、土地,还有特大城市种粮食。全世界的特大城市,称自己是全球城市的,哪里还在种庄稼?这么寸土寸金的地方,按道理来讲,这块地就该用来发展工业和服务业,吸纳就业。中国现在是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时候,这些地方,都是帮助大家致富的地方,为什么还要再去种庄稼?我从前问过政府官员这个问题,其中一个回答我,“上海种蔬菜,有保持生态的功能”;另一个人则告诉我,这是出于上海的粮食安全考虑。国家才需要考虑粮食安全,一个城市是不需要的,如果要保持生态,可以多种树。人口向城市集中,特别是向大城市集中,他们占用的土地要比解放出来的土地多,反而更有利于国家的粮食安全和生态保护。
 
人物周刊:你在书中谈到过,距离大城市450公里以外的地方,可能不适合发展制造业,它们可以发展农业、旅游业。那他们如何找到自己的特长呢?
 
陆铭:这个是看城市地理位置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而且我说的是总体上,距离大港口远的城市国际贸易成本较高,相对来说,发展制造业的成本较高,但这并不是说距离大港口之外的所有城市都不适合发展制造业。有些城市适合发展制造业,有些城市适合发展服务业,比如说旅游,有些城市是农产品加工运输的节点型城市,有些城市是资源型城市。每个城市在市场经济体系下应该去找自己的定位和比较优势,寻找自己的位置。城市和城市之间应该有分工。什么是寻找这些定位的最好的机制呢?就是市场。你的产品造出来,不管造什么,能卖得动,你就继续,如果卖不动,可能说明你的定位有失误(与别人相比,你的价格、品质没有优势),你就亏损,然后做不下去。这就是市场的原则。我们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们的很多东西都是政府做的。政府投资投错了,还不纠错。比如,在山区发展工业,你真的那么相信那里有工业的比较优势吗?已经有很多地方试过了,工业园造好后没有企业去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工业园应该关掉了?你的占地应该复耕成农业用地了?
 
我们现在的根子出在计划经济,出在政府的这只手太长了。而且政府在做的,不是像十八届三中全会一样,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们现在做的,恰恰跟市场经济要做的事情反过来了。
 
人物周刊:你书中曾经提到,以人均GDP,而不是以地区的总GDP为标准,可能会缓解一些城乡差距的问题。这一点容易做到吗?政府有意图想去做吗?
 
陆铭: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可以自由流动,谁还会在意总量,穷人一定往收入高的地方流动,到最后,即使在欠发达地区,因为它的产业结构就是农业旅游业矿产资源,人少了,人均也高了。最后人均上就均等了,这是真正的平衡,虽然不均匀。
 
我书里说的意思就是,我们不管20年或是30年以后才能实现(人口自由流动),目前官员考核体系下,考核人均总比考核总量来得好。而且可以给不同的地区设不同的指标权重,如果真要是人口流入地,那么就更加看重总量,如果是流出地,更看重人均就对了。以这个标准来看,现在很多做法都有问题。比如,东北是人口流出地,人口流出地的经济增长还是正的,那么,人均就会增长很快。从东北的这个地理位置来看,它的港口到冬天基本上是要结冰的,而且气温太低,不具备太多搞制造业的优势。东北的未来,如果成为中国的北海道有什么关系?着重发展农业和旅游业,不也挺好?
 
我们现在的思维方式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东西,就是无工不富。对于一个国家,这是对的,但对一个地方、国家的其中一部分,是不对的,因为地区之间是有分工的,有分工就没有必要让这个国家的每一个地方都去发展工业。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大城市的生存为什么这么难?
 
人物周刊:有一种说法,说现在的上海对年轻人关上了大门,这里对年轻人的门槛越来越高。还有种说法,上海没有对所有的人关上大门,它是在挑选自己适合自己的人,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陆铭:我觉得说现在上海对年轻人关上大门都说轻了。现在连企业家都在说,上海继续这副样子,我就要走了。为什么呢?他们招不到人了,企业家们说自己招不到合适的人了。
 
表面上看,目前的制度就是在挑选人才,可是间接受影响的人很多。首当其冲的就是希望留下来的企业家们,成本高了。前段时间有媒体报道,一个世界500强的公司老总说:成本太高,我受影响。其次,每一个市民都会受到影响。越是限制低端劳动者流入,保姆是不是越贵?在餐馆里吃饭是不是越贵?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上海的服务价格,几乎可以跟香港有一拼了,要知道,我们的人均收入只有香港三分之一。这种情况,越是在上海待着的人,就越受影响。真正高端的人是无所谓的,他们可以去新加坡去香港,中游以下的人受影响最大,这就是市场经济被扭曲的结果。政府以为他们做这些事情可以保护本地市民,实际上受损的就是在本地住着的人,能走掉的才无所谓。
 
下面我再具体说说挑选的事情。一个人收入水平会不断提高,这只是速度和早晚的问题,随着你的收入水平提高,你大量的新增消费是服务性消费,到餐馆里吃饭,找人帮忙打扫卫生……而这些服务行业的从业人员就是你现在想赶走的人。我想讲一个美国的数据来说明一下。在美国的城市,一个高科技的人进来,会相应的带动五个工作岗位,一个律师,一个医生,后面三个分别是:餐馆服务员、家政服务员、超市收银员。“高端”和“低端”——如果一定要用这个词的话——他们的人数比例是1:1。低端的人被你赶走了,价格就往上涨了,你付不起,那你生活质量就下降,比如,有些人本来可以雇一个保姆的,现在雇不起了,本来是在餐馆吃饭的,现在就得自己做了。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对于这部分人来讲,他不光生活质量下降了,他的生产效率也会下降,如果这部分人还有一个选择,那就移民。对于上海来讲,很多高端的人才就这么走了。
 
一个城市的人口,实际上是在不停地移进移出,越是你想留的人,全球范围内的各大城市也都想留。这些人会比较两件事情:我在哪儿挣得多;我在哪儿花得少。按这个逻辑,城市的公共服务提供给低收入者,实际上是有利于提高服务业供给者,有利于提高城市的吸引力。越是公共服务倾向于低收入者,第一,你可以实现公平;第二,一些从事服务业的低收入者就待下来了,服务价格就降下来了,生活成本就降下来了,你想引入的那些人就花得少了,你就有竞争力了。这就是为什么香港要不断引进菲佣的道理,新加坡引进印度人,也是这个道理。
 
人物周刊:但在中国有个大问题,社会保障缺乏一体化,地区间的福利差距很大。尤其在北京上海这种城市,当地居民作为既得利益者,反对肯定会比较强烈的,如何去说服他们?
 
陆铭:这不是你手里的橘子要拿走的问题,外地人来的时候,经济蛋糕在做大,也许你的橘子变成了两个,你把外地人关在外面,相当于你自动放弃了把蛋糕做大的可能性。而且,外来人口在帮你养老,现在的人口流入地都是老龄化很严重的地方,外地人的进入就是因为你有需求,本地的劳动力供给又跟不上了,才要来填补你的空缺,而这个填补的空缺创造出来的就是第二个橘子。很多时候,这只橘子都是被拿来养本地的老人了。
 
人物周刊:但外来人口的养老和教育也都要钱的,而且北上的社会福利会远高于地方。
 
陆铭:这是问题的一方面,目前中国地区之间的福利是有差别,社会保障缺乏一体化,接下来,中国要在社会保障上建成一个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些事情是要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目前阻碍劳动力流动的政策是对的。社会保障养老没有一体化,你可以说是国家的问题,那么不让外来的孩子读书是谁的问题呢?更不要说我们已经有宪法、义务教育法,这些法律都应该保障一个孩子应该在他所在地方接受义务教育。
 
人物周刊:你从前好像有一个想法,让农民工的孩子可以带着当地的福利到工作的城市,在这里,他们哪怕上私立小学,也可以用教育券抵偿部分学费。
 
陆铭:这些都是解决问题当中的一些过渡性措施。也就是说,由于存在现在的一些制度,比如,中央政府财政补贴人口流出地,当那里的人流出的时候,可以把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一块带到它人口流入地来,这可以作为一种改革的过渡措施。但这只是过渡措施,不是理想目标。什么是理想目标呢?就是我在你这里工作就对你有贡献,我帮你养老了,所以平等的公共服务是我该得的。虽然这个目标短期内很难实现,但全社会应该明确逐步向这个方向迈进,早晚总要做到。
 
人物周刊:但是北京上海这边的政府就会说我这边教育资源不足啊。
 
陆铭:实际上,现在中国出现的情况不是教育资源不足,最近上海出现的情况是面向外来务工子弟的民办学校招不满人,因为他们能招的学生都不能满足政府的入学条件。另外,公共教育资源不足,可以让市场去做。广州的外来孩子在广州读书,政府不投一分钱,问题也解决得蛮好的。像现在,在上海很多外地的孩子要读书,有企业家说,“如果政府不提供,我来造学校”,但政策不允许,这能叫公共资源不足吗?我再问一句,超大城市要给外来人口提供教育了,政府说没钱了。但政府控制人口要不要花钱?你控制人口的钱,恐怕就已经可以造好多学校了。
 
不要以为外地人来你不提供公共服务,你就保护了自己。大家在一个国家内部,他不来,人在老家,因为当地资源有限,没有挣钱能力,花钱得借债,如果还债能力不足,那么谁帮他还?还是全国人民。谁还得更多啊,按GDP算下来,还是发达地区还得多。发达地区的人,你不要以为这事跟你没关系了,这个钱既然要花,花得更有效总是好的。
 
再看看未来,现在的中国,一方面劳动力短缺,整个国家生育率下降,却还有六千多万的留守儿童,加上三千多万的随迁子女,这是总量大约一个亿的未来劳动力资源。尤其在我们现在劳动力总量慢慢不足的时候,这一个亿应该着眼于把质量提高,这是我们未来的资源,他们不是外国人啊。
 
我们在讨论具体政策问题的时候经常忘了一点——大家讲的一些想法和政策主张符合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趋势吗?
 
人物周刊:你这个想法是否过于理想化?
 
陆铭:我在书中反驳过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些问题也许不可能马上解决,但至少应该作为目标。像上海的2040规划,整体上没有考虑公平,或者我们刚刚提到的流动人口问题。我觉得,越是长期的规划,不管是国家的规划还是城市的,都应该多提点理想,不是说你今天就要做到,有很多原因会使得你现在做不到。但是,既然是长期规划,就要多提些目标,让其他国家看到中国(特别是引领中国发展的大城市)的努力方向。另外,务实地说,今天的上海,是按照人口1900万来设计的,现在已经2500万了,学校数量、基础设施数量,会有一些缺口和矛盾。但出现这样的问题时,你要把理想讲清楚,就是未来应该增加供给。不能等到若干年之后发现,规划又做得不足,那时城市病更严重。我想提醒的另一条就是,今天我们在做的很多事情,到了2040、2050年,还能做吗?到那时候,中国肯定是发达国家了,上海的人均GDP好的话可能到五万了,差的话,三万估计也能达到的,这就是今天香港和东京的水平。到时候,我们现在做的这些事情(比如教育控人)还能再做吗?
 
最近,我经常谈到一个词,文明。我最近经常在讲这个词,文明就是对弱者的关怀。你可以从一个国家怎么对待弱者来看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短期的悲观和长期的乐观
 
人物周刊:我原来一直以为经济学更注重效率,你这么一说,好像经济学最后落脚到了公平上。
 
陆铭:说经济学不注重公平,只看效率,本身就是对于经济学的误读。公平本来也是经济学应该关注的问题之一,而且公平和效率这两个东西是不矛盾的。像我刚刚讲的例子,你觉得它们矛盾吗?像我们分析公共服务的时候,可能要公平,这种公平的最后就是为了使得城市竞争力上升,它与效率毫不矛盾。
 
人物周刊:你对中国的未来是悲观还是乐观?
 
陆铭:短期的悲观和长期的乐观。
 
短期的悲观就是基于我前面讲的一个非常基本的情况,我们现在的一些行政力量在逆市场力量做事,具体的体现就是把资源引导到回报低的地方,而有发展潜力的特大和超大城市被政策所限制。这样导致整个中国的投资效率很低,地方债务很高,在社会的维度上,不公平的东西始终得不到解决。但长期来看我是乐观的,因为中国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如果事情做对的话,现在的问题恰恰是我们的空间,你知道,没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日本的问题就出在“没有问题”了,1980年代以后,日本在政策上没有什么太多可做的了,什么都挺好的了,成熟社会、法治民主了,但是,人口老龄化出现了。中国今天的问题不是这个样子,我们讲的任何一个问题,城乡间的问题,大城市的控制问题,土地的问题,户籍的问题,你动任何一个,都可以创造巨大的机会,更不要说几个一起动了。我甚至可以这样讲,短期越悲观,长期越乐观。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大的社会变革就是在问题多和危机大的时候出现的,你看人类历史,每一次大的变革,都是在危机的时候,因为好的时候,就没有动力了,好的时候把很多问题都给掩盖住了。所以,我的短期悲观和长期乐观是相互对应的。
 
载于南方人物周刊
 
本刊记者丨李珊珊 实习记者丨郭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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