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铁10号线国权路站出来，有条通往复旦的小马路。两旁法国梧桐延伸交织，沿街飘着麻辣香锅和肉夹馍香味，还有“小苏北”水果店、照相馆、手机贴膜小店，大中学生们进进出出，好不热闹。再往前走，一片老式居民小区门前，“无群租房小区”几个字分外显眼。

这条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经常走过的小马路上发生的细小插曲，也是当下中国大城市、特大城市复杂而矛盾心理的折射，既享受外来人口带来的城市生活和服务的便利，又试图对他们保持一种微妙的距离，“一讲到人口集聚，就容易走极端。比如经常有人问，是不是说全国的人都到上海来?”

陆铭担任过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几乎跑遍全国，还到过北美、西欧、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最新出版的《大国大城》中，他就提出：从国际发达城市经验来看，中国特大城市的人口并不能通过行政手段得到控制。北京、上海不是太大，而是太小；中国人口还会继续向东南沿海地区集聚，并且集聚的过程还会持续很长时间。不过，即便城市人口在增加，未来也不用担心大城市会被挤爆。

新书出版后，有人说是耳目一新，简直颠覆了常识。陆铭却谦虚而平静地告诉第一财经，他其实是吸收既有学术观点后，又加了很多中国本土案例，“并无太多新意”。著作之所以引起关注，不过是长期以来，在关于城市和人口问题上，保守的声音被传播出去了，其他声音却有意无意被屏蔽。“如果不充分认识到未来城市人口和发展的趋势，今后造成的城市问题还会更大。”

上海都市圈

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加拿大学者提醒，不要天真地认为人口向大城市集聚的过程会终止。美国和加拿大城市化达到80%，人们仍在不断地向大城市集聚。纽约和多伦多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城市还在不断扩大，新增人口主要是来自本国。更能说明问题的是日本，日本全国人口在下降，东京和东京圈的人口却在上升。

陆铭在搜集全球142个国家的数据后发现，当一个国家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国家最大城市人口就会这个国家总人口数量相关，而且基本上国家越大，这个国家最大的城市就会越大。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是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尤其是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工业需要集聚，服务业比工业更需要集聚。在欠发达国家，经济活动中农业的比重更高，土地天然是分散的，人口分散程度也更高。

陆铭预计，如果上海未来仍然是中国首位城市，上海都市圈的人口预计将达到4100万，这将是个世界级的都市圈。上海都市圈范围将包括上海以及浙江、江苏等临近小城市，这些区域交通设施网络也将连成一片。

为此，他建议国家尽快启动上海都市圈的规划，以解决单个城市发展中出现的难题，顺应世界城市发展趋势。“城市规划和管理者要充分应对未来城市人口增长趋势，相应的公共服务也要充分去适应。”他建议，一是增加土地和住房供应，二是增加基础设施供应，对基础设计建造提出更高要求，这也是香港、巴黎、伦敦的做法。

不过，当中国第二、三产业GDP已经占到经济总量的90%时，而人们却依然停留在农业社会思维里，以为人口大量向城市集聚会导致可怕的后果。经济政策也总是试图引导资源和人口向中小城市去分布，通过户籍等制度，减缓劳动力向大城市的集中。不少城市都提出“以业控人”，清理低端产业。北京把著名的动物园批发市场迁到了天津，上海也表示，将引进更多全球金融、高科技人才。

在此过程中，来自东京的一段发展历史更值得中国借鉴和反思。1990年代中期，由于当时的日本政府用行政力量进行人员疏散，东京城市人口在短时间内快速下降。但首都分散计划计划的几年日本经济增速随之变缓，日本政府很快就放弃了这个计划，人们又重返市中心。“用行政力量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增长，影响的不仅是城市，也会波及整个国家。”陆铭说。

城市活力不能缺“低端”

“有人可能会说，大城市产业升级了就不需要低端劳动力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认识误区，一个城市的活力恰恰在于它的低端服务业。”陆铭举例，就像上海陆家嘴的摩天大楼里需要高级白领，还要门卫和保洁阿姨一样，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在城市中是互补的。来自美国的一项研究就显示，城市中一个高科技产业的就业，可以带动五个其他行业就业岗位，其中2个是相对高端服务业，如医生和律师，另外三个都集中在消费型服务业，比如售货员和餐厅服务员。也就是说，高低技能的劳动力比例大致是1:1。

他还想起在出席一个论坛时，一位在上海生活了多年的香港高管的发言。这位高管问起多位离开上海的香港同胞和外籍人士，怎样才能让他们留在上海，受访者的回答出乎意料：“关键是让太太和孩子能够留在上海。”在陆铭看来，外来高端人士在上海的生活固然受到空气质量、外语服务、双语教育等影响，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价廉物美的生活服务业，这是硬件设施齐全的人才公寓所不能替代的。当今，全球范围内出现的趋势也是，“消费型”城市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城市生活品质正在吸引人口的迁移。

由此，一个现代城市越发展高科技产业，越发展生产型服务业，其带动的消费型服务业需求就越多。在多个公开场合，陆铭都反复告诫，大城市的政府千万不能认为自己不需要低技能劳动者了。恰恰相反，消费型服务业的从人人员大量都是低学历劳动者，而他们从事的工作往往不能被机器替代的。

如果城市通过各种方式对低技能劳动者的数量加以限制，就会导致此类服务价格上涨。就像上海市中心住家保姆价格，月薪现在普遍已经在4500元以上。“上海在打击群租后是见效了，可是钟点工和保姆的价格又涨了。为什么这么贵?实际就是城市居民在为她们付房租。”

陆铭认为，20年后中国将发展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人均收入也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判断世界上所有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准是，公共服务偏向富人还是保护弱者。城市如果排斥低收入人群，实际就是在保护富人；公共服务没有覆盖到的非户籍人口，总体来讲也属于弱势群体，包括城市里3000多万流动儿童。“这种做法能维持多久？符合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价值吗？20年后全世界还有没有国家在这样做？”这位同样在《大国大城》中，还关注了一位自杀身亡的打工诗人的经济学家接连发问。

多年来，陆铭都在呼吁取消公共服务与户籍挂钩，因此被网友恶毒攻击，“鄙人被骂得多了。”他自嘲地笑笑，并不在意坊间非理性的谩骂。他更担忧的是，城市本地居民的某些声音是否会对公共政策的制定造成影响。

卫星城的困惑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社会治安下降…… 在力主限制大城市规模者看来，大城市的“城市病”归结于人口过多，只有通过控制城市规模才能避免。“我们的城市政策制定者和居民不理解，如果大城市的问题都是人导致的，为什么人还往这里来?还有，这些问题真的是人多导致的吗?”

近年来，城市规划界针对“城市病”纷纷建言，一个重要观点是可以效仿伦敦，也在中国建卫星城。不过，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赵弘近期就撰文指出，从1983年北京最先规划建13个卫星城、1993年又增加10个“边缘集团”，到2004年最终抛弃卫星城的理念，20余年时间里，北京卫星城建设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主要就是没用按照卫星城的内在规律进行布局和建设。

陆铭也说，只有当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一个功能是独立的、并不需要和市中心频繁往来，且卫星城公共设施要配套完善时，大城市周边的卫星城才发展得起来。比如就像美国的谷歌公司，雇员足够多，员工也是从事IT生产，这样是可以在一个硅谷小镇上发展起来。但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希望都像谷歌那么做，实际上产业结构又不是谷歌。所以就会出现规划好了，但结果并非如此的情况。通勤距离加长，城市的拥堵问题反而加剧。

陆铭说，当今中国特大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供给，是根据历史上预测出来的人口增长来决定的，而历史预测又是大大低估了人口的实际增长，所以才造成“城市病”。“就像现在特大城市的高中数量规划，是根据本地户籍孩子的数量规划的。等到未来公共服务逐渐均等化，户籍制度逐渐淡化时，特大城市将会面临高中严重供给不足。”

他主张在人口集聚的过程中，通过有效的管理来治疗“城市病”。就像曾经遭受光化学污染的洛杉矶和严重雾霾的伦敦，如今城市人口还在继续增加，环境早已今非昔比，交通也没有那么拥堵。“只要治理得当，人口多或者人口密度大，并不一定会出现更严重的交通拥堵。比如在东京，80%的人出行靠地铁。”

陆铭坚持认为，人的集聚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没有人的集聚就没有经济发展。“现在中国的问题就是，人多带来的好处看不见，带来的坏处却被夸大了。

第一财经 彭晓玲 2016-09-23

文章原题为：质疑户籍制度的陆铭说，京沪其实还不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