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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经济聚集效应揭示了中国大城市的未来

 文 | 徐瑾

在大城市严格控制人口的今天,如何思考中国城市化未来?中国城市化的逻辑,其实不仅在于经济,更在于整个社会业态剧变。那么,中国城市化方向应是大城市还是小城镇?过去中国城市化的路径之一是城镇化,这其实是一种摇摆在小农经济与都市经济之间的选择。不少学者也批判大城市公共管理问题,甚至总结为“大国之城,大城之伤”。事实如何?中国城市化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不到20%推进到现在已接近了60%,其中涌现多个超过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按第六次人口普查,这样的大城市如今已超过了10座,而按国外标准定义的大城市则更多。

我国有关大城市的争论一直很激烈,陆铭教授此刻发言,非常需要勇气,而《大国大城》某种意义也可以叫《中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与恐惧大城市的心态不同,陆铭多年来一直支持发展大城市,并将其放在国家战略之下审视。陆铭提及他和学者陈钊的研究,即一个国家最大城市的人口主要由这个国家的总人口决定的,即人口越多的国家,其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也越大。这意味着,中国的上海和印度的孟买未来将会成长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这也解释了亚洲为何屡屡出现世界级大城市。换言之,中国城市化需要的方向,从理论与现实来看,仍旧是大城市。

大城市的经济逻辑何在?

这其实可以援引网络经济外部性理论,即人口的聚集往往提高效率,主要取决于其中丰富的各类正反馈效应。网络经济学指出,节点足够多的时候,就会涌现许多分工和分叉行为,对于效率的提升、各类创新与合作的涌向具有非常正面的效应。这一效应无论在就业、创业甚至择偶方面都有体现,人们依赖的往往是弱关系人群而不是强关系人群,而弱关系人群在大城市更为广泛。如果承认这种网络经济的外部性,允许好的外部性得以发挥,往往意味着经济效率可以提升,那么大城市的发展就不可避免。

如果认可这种经济逻辑,那么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允许要素的自由流动将是理性选择,其中人口的自由流动将是最为有效也最为人性化的政策选择。更多人跑去一线城市,一线城市因此占据更多机会,这不应成为调控大城市人口的理由。陆铭认为,人口从具有农业、旅游和矿产的比较优势的地区流动到具有工业、服务业比较优势的地区,结果将是“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人动起来了,反而人均一样了,不同地方做不同的事,相互分工协作就行了。《大国大城》对此有很多清晰分析,强调人口不自由会损害国家竞争力,希望人均GDP差距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大城市房价一直是民众吐槽的对象,事实上高房价的背后也往往也意味着更多的机遇。买房压力最大未必是一线城市。按照经济学人智库(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在2014的年数据,针对中国40个主要城市的房价可承受度指标报告,他们计算方法是用城市100平方米住房均价除以该城市家庭平均收入,如果指数越高,这表明房价对收入的比越高,意味着房价越难以承受。这项研究指出,事实上,在中国城市房价可承受度指标排行榜上,北京第三,上海第五,广州第八。

其次,城市化逻辑其实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逻辑直接相关。中国城市化不仅关系城市,更关系到国家战略以及未来发展。所以,陆铭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已不是单个城市的问题了,他把它总结为中国经济的欧洲化问题。

笔者7月刚刚从日本交流回来。日本不少学者都很关心中国的区域经济问题,比如地方债,比如经济差异,这种问题反而在国内讨论很少。然而,掩盖在中央政府财政兜底的安全感之下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会引发金融不稳定的。

中国地区差异如此之大常常让人感叹。欧洲人常说,中国有某些达到部分欧洲国家水平的地方,也有仍类似贫穷的非洲国家的地方。一些经济大省以人均GDP来衡量,已有1.2万美元,照世界银行标准,类似沙特及中东欧国家的水平。正如《大国大城》所分析的那样,中国如此之大,在同一个货币体系之下,不同省份却在做不同的事情。当然,这种分工和民国时期各省自治大为不同,但是某些现象却值得推敲。如何抹平这些差距,城市化、尤其人口自由流动与聚集的城市化是解决思路。

这种聚集自然也面临效率与公平的权衡,即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的trade off。比如这种聚集效应可能带来国土上的不平衡发展,如果抗拒这种聚集所带来的提升,那么意味着效率的低下。也正因此,在现实之中,对于喜欢规划均衡发展限制人口流动政策的传统思维而言,为了平衡,往往推出各种政策对抗这种聚集趋势,最典型的就是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从西部大开发到四万亿政策,大量基础设施建设以平衡发展的名义投向了西部地区。事实上,西部广袤的土地以及稀少的人口加上有限的投资机会,承载不了那些投资,遂造成西部基础设施的相对过剩,而东部某些省份则出现相对不足。

陆铭的这个观点得到交通大学学者黄少卿及施浩的研究支持,他们的研究表明,几乎所有的省份在1997年前表现为基础设施投资不足,随着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几乎所有的西部省份(新疆除外)基础设施从2001年起处于过度投资状态,对比之下,山东、江苏、辽宁、吉林、安徽等一些东、中部省份却表现出了基础设施相对不足的情况。他们的研究还强调,政府对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并没有产生对生产性资本的显著“挤入”效应。在此情形下,西部的持续投资,事实上造成了过剩甚至无效产能。

谈到大城市,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拥挤,其实未必如此。不妨对比一下人口密度比北京、上海更高的香港和东京,这两个城市的交通曲折纵横,平原条件大不如北京、上海。但是,香港和东京的城市交通更多强调细密窄马路组成的道路网络,这种设计模式从效果上讲好于当今我国内地大城市所习惯的宽马路模式。

之所以出现很多宽马路或者说高架桥(国外也曾出现类似情况),反映了城市规划的思路问题,觉得宽马路有利于汽车通行,最后却反而造成了拥挤,这正是美国学者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所批判的思路。传统的窄马路之所以更有利交通,同样是网络效应的体现,即窄马路比起宽马路在每平方公里有更多十字路口,有利于及时疏通车流人流,另一方面,这种模式也更有利于社区发展及市民生活。这种模式,上海比北京好,而上海浦西又比浦东好,这意味着老城区的生活模式,有其经济的合理性。

回顾历史,我国大城市成长经历数次变奏。在城市快速成长以及急剧的工业化进程中,昔日乡村景象渐渐成了褪色的记忆,对比急速膨胀的城市带来的诸多脏乱差问题,难免让人们有怀旧之情。无论上世纪90年代的《黄河边的中国》还是近些年的《中国在梁庄》,最能打动人心的一点,无疑在于其对于农村的变奏以及乡村的式微表达了无限的惆怅与惋惜之情。然而,田园牧歌式的想象多少源于记忆的美化,孩子的成长,是身为农村少人看管的留守儿童还是作为大城市边缘城中村的一员更有利,答案不言自明。城市无疑能给予孩子更多发展空间,如果对于这一点还有所迟疑,那么至少应该将选择权交给每个个体,相信他们对自身的行为足够负责。

城市化是工业化的必由之路,即使其中难免有感伤,但城市确实给予人类更多自由。由此可见,大城市不能仅被视作经济问题,而且应该视作诸多经济症结的解药,不是大城之伤,而是大城之药。很可能的情况是,即使未来经济增速降低,大城市化步伐仍将继续。问题在于,如果理论如此清晰,为何现实往往背道而驰?这或许与我国传统治理理论中偏好于束缚人口的思维有关,也与各种既得利益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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