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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应因地制宜

“两会”之后,随着全国的经济增长目标被设定,东北等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滑的地方再次受到各界的关注。事实上,各个地方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分化是符合经济规律的,相反,对条件不同的地区设定同样经济增长速度目标的做法才是违背经济规律的。

各地条件不同,致富路也不同 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经济发展条件。让我们用人均GDP和债务-GDP比率这两个指标来谈区域经济发展。

先来看人均GDP。地区经济发展的目标最终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人民生活水平主要的决定因素是人均GDP。人均GDP等于GDP总量除以人口数量,因此,有两种提高人均GDP的路径。第一种,有些产业规模经济非常强(主要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人口增加带来市场规模和分工深化,从而这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在这样的行业,人口增加以后,GDP增长速度更快,人均GDP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另外有一些行业,有一种核心投入品,它的数量很难增长(比如说,农业的土地,旅游业的风景,自然资源行业的资源数量),在这样的一些行业,由于核心投入品的数量受到了自然的局限,它的GDP总量增长速度将很难提高。对于这样的行业,减少人口有利于提高人均资源占有量,从而有利于提高其人均GDP。

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恰恰体现了不同条件的地区采取了不同的产业结构。于是,有些地方可能成为人口流入地,另外一些地方则可能成为人口流出地,这正是劳动力资源在不同地区进行重新再配置的过程。人口流入地经济总量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人口流出地,这恰恰是不同地方比较优势和分工不断形成的过程。如果不认识到这一过程的合理性,给不同的地方设置相近的经济增长速度指标,那么结果就会使得人口流出地疲于奔命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在人口流出的过程当中,如果要在短期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就只能通过加大投资来实现,而如果加大投资,发展的不是本地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那么结果就是,短期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上去了,但是效率却下降了,比较优势也被违背了,结果可能是得不偿失。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指标:债务与GDP的比率。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大量不是用于支付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而是有相当多的数量用于投资于工业园、基础设施等等。一个地方的债务总量增长本身并不是严重的问题,严重的问题是债务除以GDP比率的增长。换句话来说,如果一个地方有债务的增长,但是GDP增长的速度比债务增长还要更快的话,这说明,一个地方的债务是可以由经济增长带来的税收进行还债的,总体上来讲不会产生债务危机。但是,如果一个地方的债务增长速度超过了GDP增长速度,那么,就说明由债务所形成的投入增长并没有带来同步的GDP增长,这就意味着,投入产出的效率并不高。有人可能会说,如果地方政府债务用来做基础设施,基础设施本身是不挣钱的,却对于经济发展有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宏观层面上,恰恰是因为基础设施投资存在社会效应,基础设施的总投入一定要带来可持续的经济总产出增长,也就是说,债务除以GDP的比率不应该持续上升,否则,不带来持续经济增长的基础设施投资就可能是过多了,甚至因为需求不足而不可持续。

在中国,地方债务与GDP比率的上升已经是一个持续了很多年的过程,这说明,从总体上来讲地方政府债务的投入产出效率是恶化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中国工业园遍地开花、新城变鬼城的现象,是在人口流出地更为严重。债务-GDP比率也是在人口流出地更高。这就提醒我们,经济发展的规律违反不得,如果一个地方是人口流出地,同时又大量增加借债和投资,投入在本地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工业发展项目之上,那么,随着时间的发展,较低的投入产出效率就会在债务-GDP的比率上得到相应的体现。

经济地理视角下的人口流出和“东北告急”

我们再以东北为例,来看看人口流出地的经济发展。很多人都从产业结构、体制、国有企业、投资过度等等方面去寻找东北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原因,这些可能都是直接的原因,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东北经济地理的变化这样一个长期因素。东北之所以曾经是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除了其自身所具有的资源优势之外,还与其长期以来所打下的工业基础有关。历史上,东北是最早建成完整的铁路网和工业体系的地区。计划经济的30年期间,东北地区的重工业基础还被进一步加强了。同时,东北是一个港口条件相对较差的地区,其港口在冬天大多是要结冰的。而当时,中国经济是一个封闭经济,海洋贸易不重要,其地理上的劣势就被掩盖了。

改革开放之后,东北的自然地理变化不大,但经济地理条件却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当中国面向世界经济打开国门的时候,主要贸易伙伴变成了北美、欧洲和日本,这时,港口条件成为决定一个地方国际贸易运输成本的主要条件。由于经济地理条件的变化,使得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的优势得以凸现。于是,中国的工业重心也大幅度地南移。也就是说,放在全国和全球化的视野里来看,东北经济增速的下滑有其经济地理发生变化的宏大背景。而这个宏大背景发生的时间转折点就是1990年代的中期,那之后,东南沿海地区的工业发展速度迅猛,相对来说,东北的经济地位开始下降,从人口流入地转变成了人口流出地。只要中国经济开放的政策不变,世界工厂的经济地位不变,那么,东南沿海地区具有更好的港口条件,发展外向型制造业和服务业,这样的经济地理优势就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经济活动和人口向东南沿海地区集中的格局就不会变。在这样的视角下,中国人口在不同地区重新配置,一些地方的人口流动到另一些地区,只不过是因为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地理的重大变化而已。

对于人口流出地来说,重要的是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人口流出地通常都是距离大都市圈比较远的地方,要通过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来缓解人口流出的趋势,并非易事。人口流出地走出困境的一条出路是发展那些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比如说旅游和大规模的农业。发展这些产业,并不一定要扭转人口流出的趋势,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人口的流出使得这些产业可以为相对比较少的人提供就业岗位,人口流出,反而在人均水平上提高了当地居民的资源占有量和收入。

说到这,不妨来看看东北三省的经济增长。不少文章都说东北经济告急,列出的理由无非是人口大量净流出以及经济总量增速下滑。可是,人口流出和经济增速放缓可能都只是东北经济地理劣势的结果。人们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东北人口虽在减少,但其经济仍然是正增长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东北三省的人均GDP增长是快于GDP总量增长的。从数据来看,东北三省2014年的人均GDP是10年前的大约3倍。而同时期,东北三省的居民消费物价上升了30%~35%。扣除物价指数之后,辽宁、吉林、黑龙江2014年的人均GDP分别是2005年的2.6倍、2.8倍和2倍。全国的情况呢?全国人均GDP在2005-2014年间从14259元增长到了46652元,同期,全国的居民消费物价大约上升了31%,扣除物价指数之后,2014年的人均GDP是2005年的2.5倍。辽宁和吉林无论是在水平还是增长速度上都跑赢了全国平均。

应该看到,担心GDP总量增长下滑,部分是因为地方政府面临着激励机制的困境。如果政府管理模式一味强调地方的GDP总量增长,那么人口流出当然会对地方官员产生压力。中国即使不放弃GDP指标的考核,也应该尽早做出调整,应该从GDP总量增长的考核转变为人均GDP的考核。特别是对那些人口流出地来说,追求人均GDP、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才是长久之计,这样,地方政府才不会过于担心人口流出。以黑龙江为例,何必要求它保持与全国同步的GDP总量增长速度呢?黑龙江能够安心做好全国人民的大粮仓,保护好它的黑土地和森林,让全国人民能够有个林海雪原的梦想,夏天去乘凉,冬天去滑雪,不是很好吗?要那么多人常住在半年下大雪的地方,又何苦呢?现在,有一部分人从东北三省向南方迁移,只不过是把他们需要多呆在家里取暖的半年换个地方挣钱或者享受阳光,这有什么不好吗?

在经济地理的视野下,中国的人口流出地需要考虑的,不是简单地通过加大投资来改变人口流出的趋势,而是要考虑这样几件事:第一,在本地发展的产业是不是符合本地比较优势?第二,如果本地的资源条件限制了本地经济总量的增长,那么人口流出反而是有利于提高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这时,人口流出地所要做的是通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来自中央的投资),改善人口流出地的生活条件。人口流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大量投资用于不符合本地比较优势的产业,即使短期内经济增长上去了,但如果产业缺乏竞争力,最终,经济增长还是不可持续,人口流出的趋势也得不到遏止,而政府的负债率却持续提高。这个局面曾经在底特律出现过,我希望这样的事不要在中国重演。

文章原载于: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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