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速下滑，各方压力都大，投资作为惯用的手段，自然又成了拉动经济的法宝。对于短期的经济增长，投资拉动固然重要，但是，并不是说只要持续增加投资就行了，没有实际消费需求作为支撑的投资，只会让中国经济走上结构扭曲的老路。

    为了把中国经济的结构问题讲清楚，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消费占GDP之比上升到60%，经济增长速度却没有快起来？这个问题很深刻，是吗？是，很深刻，但比问题更深刻的，是它的答案：   

    第一，近来消费占GDP之比上升，不是因为消费上升得比以前更快了，而是因为投资增长速度下滑了，而投资增长速度下滑，就是因为之前的投资没有足够回报，未曾充分对应有效需求。

    第二，消费没有上升得更快，不是因为没有潜在需求，而是因为潜在需求被抑制了。有的潜在需求是被制度限制了，比如说2.7亿农民工加上跨城市迁移的城镇居民，在其现居地缺乏长期居住的预期，他们的耐用品和服务消费被节省了；有的潜在需求是因为相应的供给被现有的政策管住了，比如在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仍然有严格的进入壁垒；有的潜在需求，根本就没有被之前的投资所回应，比如精细化的服务需求和优质消费品的需求。

    第三，短期内，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如果这些新增投资继续像以前那样在数量上似脱僵野马，在结构上脱离需求，那么，投资仍然会走向结构性的产能过剩，只是问题被延后而已。与生产领域的结构性产能过剩类似的是，在人口流出地不顾经济规律而超规格地投资建设新城、工业园和配套的道路，如果继续投下去，只会让投资回报继续恶化，靠这样的投资拉动的短期经济增长只能称之为劳民伤财。

    第四，为了追赶发达国家，需要持续投资增加人均资本并不错，但是，如果在短期里投资总量过多、结构错位，只会降低投资回报，结果是，动态地来看，这样的投资只会让提高人均资本积累和追赶发达国家的速度更慢。这其中的道理就是宏观经济学里消费和投资最优比例的“黄金律”，短期内的投资过度，还不如稳扎稳打，投资增速慢一点，如果可以维持较高的投资回报，未来的投资就可以持续增长。这是初级经济学的道理，在讲投资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时，注意区分长期增长和短期增长，是一个经济学家讲真理和负责任的表现。

    第五，从趋势来看，判断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是不是在最优路径上，是不是可以持续，不妨看看全要素生产率。有研究显示，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2003年就开始下滑，源于大量违背经济规律的投资。从若干年来的经济增长趋势来看，全要素生产率增速的下滑出现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这才是近年来中国经济竞争力减弱，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根本原因，这既不是人们所说的新常态，也不是外部冲击所致，更不是经济周期因素的自然结果。

    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短期内，通过投资拉动经济仍然是必须的。但是，这样的投资必须适应潜在需求。而发现潜在需求并不难，只需要做三件事：

    第一，盯住价格。涨价的往往是出现了短缺，增加投资就可回应需求。比如说，近来一线城市房价涨势迅猛，虽然原因复杂，但基本的原因就是供给不足，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增加供给，限制需求不是出路。同样道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但大城市却同时存在服务业劳动力短缺，那么，就去增加有利于促进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投资，放开民间资本对相应领域的进入壁垒。

    第二，盯住排队。在有些领域，价格仍然受到管制，所以短缺并不表现为涨价，而是表现为排队。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在特大城市的三甲医院，有大量外来人口前来求医。大多数到特大城市的三甲医院求医的，必是疑难杂症，特大城市的三甲医院服务于全国的此类需求，恰恰是特大城市的功能。未来，在迈向全球城市的过程中，特大城市的医疗产业还应该服务于全球医疗需求。因此，投资应适应需求，建更多的医院来满足病人的需要。将医院建到外地不是真正地适应需求，因为给外地人治疑难杂症的医生不是跟着医院走的，这些最好的医生聚集在大城市里，是因为只有这里才有优秀的同行和足够多的病例。

    第三，盯住城市病。有些潜在需求并不体现在价格上，比如城市的拥堵反映的无非是基础设施的供给跟不上交通需求的增长。为了医治城市病而进行的基础设施投资，比如地铁的建设，本身就是在回应现实存在的需求。这样的投资既能够极大地改善城市运行的效率，又能够增强城市的活力，改善城市的生活质量。

    总之，当我们强调消费的重要性时，不是说投资不重要，而是说，只有以潜在需求为基础的投资才是有回报的，才是可以持续的，这也是经济增长的“黄金律”的含义。打破制度的障碍，让投资适应需求，对市场信号起反应，这既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方向所指，也是中国建设市场经济的根本所在。

 经修改后发表于《澎湃新闻-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