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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们常说一线城市机会更多。这种感性判断能否得到经验研究支持?人才、资源向大城市集聚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它是否符合区域经济发展、大城市化的经济社会基本规律?


今年的大学毕业季日渐临近,相应地,大学生就业话题也正在逐渐升温。每年都有舆论批评大学生扎堆东部沿海地区,尤其偏爱“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近日有学者认为,大学生就业难其实是“局部现象被夸大为整体现象”,因为跟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人才远远没有饱和。他认为“以往大家都想孔雀东南飞,现在应该孔雀西南飞”。

批评大学生扎堆东部沿海地区,尤其偏爱大城市的声音并不鲜见。持此观点者认为,这是大学生择业就业不理性的一种表现。可是俗话说“人往高处走”,大学生在综合各方面信息之后作出判断,往往是要找到教育回报率最高的地方。从感性判断出发,人们常说东部沿海地区和一线城市机会更多。那么,这种感性判断能否得到经验研究的支持?人才、资源向东部地区和大城市集聚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它是否符合区域经济发展、大城市化的经济社会基本规律呢?

调查研究显示,经济收入和就业机会是影响人才流动的主要原因,获取公共服务则是影响人才流动的重要因素。在影响居民收入诸因素中,“人力资本外部性”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含义是指,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不仅能够提高自己的收入,还在与其他人的社会互动中产生知识的外溢性,从而在加总的意义上产生社会回报。换句话说,一个人能够从其他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中获得收益,包括收入提高、犯罪率下降和生活质量改善。由于“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存在,一个城市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者获得的学习机会就越多,其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增长就越快。那么,“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影响有多大呢?根据2002、2005和2007的数据计算,当一个城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一年,这个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大约可以提高20%。

一座城市的受教育水平对于个人收入提高的作用,还会在个人教育回报上体现出来。从个人层面上来看,同样的受教育水平,在不同地区、不同城市获得的回报是不一样的。不同地区影响教育回报的因素不尽相同,包括私有部门的经济比重、不同程度的经济开放度(吸引FDI的程度)、不同的地域性政策等。更为重要的是,城乡之间和不同城市之间人均教育水平存在巨大差异,这会使得教育回报在城乡之间和不同城市之间产生差异。比如,在1995年,每年教育的回报率在不同地区大约一致为3%—4%。到了2002年,广东省以8.4%的每年教育回报率居全国首位,而每年教育回报率最低的省份只有约4.6%—4.7%。从2002年至2007年,一些中西部省份的教育回报率停止增长并出现下滑的态势。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沿海地区的教育回报率持续攀升,在部分地区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例如北京的教育回报率从6%上升到11%,江苏的增长态势亦是如此。全国的教育回报率出现了明显的区域差异化,高等教育回报率也呈现出类似的态势。总体而言,个人层面的每年教育回报和城市人口规模呈现正相关关系,也和城市的大学毕业生占比正相关。城市人口规模越大,教育回报就越高;大学生占比越高,教育回报就越高。这意味着,同等条件的劳动力,当他们从农村流动到城市,或者从教育水平低的城市流动到教育水平高的城市,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

有些读者可能会问,难道高技能者(本科以上学历)所产生的“人力资本外部性”不是只由高技能者自己得到吗?这样,城市要发展自己就不需要低技能劳动者(本科以下学历)了吗?或者说,城市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会替代掉低技能劳动者吗?事实恰恰相反。在高技能者向大城市集聚的过程中,也将带来对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表现为城市规模对于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正效应。高技能者和低技能者都在人口规模效应中获益,而且低技能劳动力在大城市中获得的就业机会更多。

相关研究特别有意思的发现就是,高、低技能者之间存在着技能互补性,这使得大学生更多的大城市反而需要更多的低技能劳动者。为什么大城市能够促进技能互补?可能的原因,一是更细致的劳动力分工。二是“人力资本外部性”能够跨越不同的劳动力群体,高技能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对于低技能劳动者同样有效。三是消费外部性。高技能劳动者的消费行为使低技能劳动者获益。比如在一线城市里,家政服务人员的收入水平就比其他地区更高。

可见,从个体的层面看,“孔雀东南飞”符合经济理性,简单地提倡“西北飞”未必有足够说服力。从国家的层面看,教育水平的提升对于经济持续增长固然重要,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充分利用城市发展(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来发挥“人力资本外部性”,促进不同技能的劳动力在城市中的互补性,提高人力资本的回报,应该是重要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放眼全球,城市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中国若要实现现代化,城市化水平的持续提高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比城市化水平持续提高更为重要的是,形成有效率的城市体系和城市空间布局。这就需要制定正确的城市发展规划,明确不同规模城市的定位和功能,使不同城市之间优势互补,实现兼顾效率与平等的区域发展模式。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以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地区间自由流动为前提,形成以大城市和都市圈为带动的区域经济增长格局,实现经济的集聚发展和地区经济的有效分工,从而实现城乡间和地区间在人均收入水平,特别是在生活质量上的平衡发展。

本文来源2016年3月24日【上海观察】

(文中的部分数据引自邢春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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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

陆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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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工作于美国哈佛大学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作为兼职(客座)研究员受聘于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和日本一桥大学。曾担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咨询专家。研究领域为劳动经济学、城乡和区域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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