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婚的人，从来不会珍惜新娘子的。

高收入者与低收入者，是一种互补关系。更广义一点就是不同需求、不同文化的各个阶层共同形成了一个社会和经济生态圈。

还有一个问题是要让真正精干的人愿意留在农村，建设农村。

观察的太到位了。越是经济发展缓慢的地区，造城的规模越大，投入的资金越多。东北的大连就是其中最典型的城市之一。大连经济开发区设立于1984年，直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才发展到一定规模，蹉跎了几十年也没有对大连的经济发展起到多大的促进作用，直到现在人口规模还远远不如远离市区与之毗邻的金州区。 开发区没有发展起来也就罢了，大连又开始建造双D港、小窑湾国际商务区，还准备把市政机关也搬到小窑湾，最终也不了了之。结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008年之后又开始大建普湾新区。一波一波地大造新城，而老城区已经逐渐显得破败。直到2016年两条地铁才全面启用，从付家庄到高新园区的跨海大桥才刚刚落成，拖延已久的疏港路拓宽改造工程直到2017年才开始动工。 大造新城，胡乱规划，浪费了无数资源，背上了巨额债务，经济增长还止步不前。 东北振兴不是没作为，而是作的太过了。 大连从原来的二线靠前城市，至此已经沦落到三线城市的地步。

问得好！

拜读了。

高学历不等于高技能

上午打入的点评没有了。还是顽强地说，这是个伪命题。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内在地能解决市民化成本问题。我的博文或可供参考。http://zhuoyongliang.blog.caixin.com/archives/75946

这些限制政策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活动的转移。给其他地方发展提供了条件。中国的发展不平衡，欧盟发展的不平衡，全世界都发展的不平衡。这些不平衡造成了产业的转移，让那些条件好的地方发展了起来，比如越南。政策制定者要因势利导，什么样的势，要往哪里导，精英们是否看清楚了方向，并且愿意付出相应的代价。上海的政策如果限制了上海发展的话，人口势必会流向长三角，流向其他地区。其他城市是否制定了政策来吸引这些产业转移，吸引这些优质资源。把握住的必然能够发展起来，崛起，和上海形成竞争关系。低端制造业的转移，为什么不是向中西部，向国内不发达的地区转移，因为东南亚，南亚更具优势。我们其实是在和全世界竞争。他们愿意牺牲环境换去经济的增长。我们愿意为我们的发展献出什么呢？这样看来美国的政策和上海的政策又有什么不同呢？不解决这些问题，欧盟就是我们的明天，欧债危机同样在我们这里发生，只是他们那里先支撑不下去了而已。

中国的制度应该学习美国联邦制度，而加紧改革。不过改革总是比我想象的慢。

如果套用经济学的边际理论去讨论国家大小与国民的福祉的厚薄的话，显然国家并非越大越有利。解决规模的边际效益问题的出路很简单，保障民.族自决权和地方自.治权，无论是少数族裔或多数族裔聚居区的居民都应拥有但不限于高度的自.治权，因为从家庭到社区再到街道再到城市再到国家的身份，都并非人的与生俱来的属性，而是贴在人身上的标签，越大的标签对人的意义越小，所以要充分保障居民组织各级（从社区再到街道再到城市再到国家）自治组织（政.府）的权利，让这些标签成为人愿意贴在自己身上并乐于参与其中事务的标签。

不敢苟同，人是目的，人是绝对价值！评判一个组织（国家是一个特殊的组织）的标准在于组织内的人的利益和权利是否得到保障。大国的好处在于风险分散，但坏处也非常明显，组织越大，组织成员的利益和权利越容易被忽视。小国的坏处在于风险集中，但好处在于每一个成员的利益和权利都不会被轻易忽视。而且我所说的大国的好处指的是实行联邦制的大国，中央集权的国家不但成员的利益和权利被忽视而且风险集中。按我的判断标准，有没有国都无所谓，并且我对大国没有兴趣，如果有选择的话，我会选小国，如果只能是大国，那就只能是联邦制。

写的太好了，中国确实太缺乏基本的人文关怀。 如果我们的国家不改变，将不可能迈进发达国家。 其实中国现在依然是以计划经济思维导向的。

政治体制不改，经济体制改革等于零，过多的党委干涉，扰乱了经济规律。政府垄断资源其实就是党委垄断资源。党指挥枪，指挥政府，同时也指挥经济。

人均GDP和债务-GDP比率两个简单的指标引发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