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篇短文里，我不谈国企自身的治理结构，也不谈破除国企垄断。这些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我要讲的，是一个较为被人忽略的问题。我觉得当前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讨论，包括最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有必要把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讲清楚：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为了把国有企业本身搞好，还是为了把中国经济搞好？

把国企搞好和把中国经济搞好这两个目标有的时候是一致的，但有的时候是存在矛盾的。当有国有企业处在一些具有国家战略性行业里面，像航空航天、南车北车，而且这些行业仅有国企，那么把这些国企搞好，有利于整个中国经济。但是，在有一些容易被人忽略的角度上，如果政府的目标是把国有企业搞好，却不一定对整个中国经济是好的。这时，改革的目标就应该把整个中国经济置于国有企业自身的绩效之上。

当前，无论是学界还是政府官员，有一点共识，中国经济靠数量型增长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接下来，提高效率越来越重要了，不管是微观层面的组织效率，还是宏观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在我看来，思考国有企业这件事情，必须正视国有企业阻碍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这个问题。这里，我仅对金融市场发表一点班门弄斧的评论。

一段时间以来，大家都知道，中国出现了非常奇怪的现象，货币政策趋于宽松，信贷扩张很快，但是并没有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这就是很奇怪事情，西方国家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如果问银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银行的回答很简单，经济好的时候，它们觉得贷款给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更安全。经济不好的时候，在大家都不安全的情况下，银行会觉得贷款给国有企业反而相对安全了。所以，货币越松，信贷越松，银行如果能找到国有企业贷款，绝不会贷给民营企业。银行觉得，就算国有企业低效率，甚至已经亏损了，国有企业仍然不会破产，因为国有企业是“国有”的，国家会为国有企业输血的，不会见死不救的。但民营企业就不好说了，经济越不景气，贷款给民营企业风险越大。

在一个正常的市场经济里，如果真的有两类企业，一类风险高，一类风险低，那好办，对风险高的征收更高的贷款利率就可以了，这样的高利率实际上就是对高风险的补偿。如果是在金融市场比较完善的国家，正规金融市场利率比较低，如果有些企业被认为是风险高的，那在正规金融市场上贷不到款，就转向非正规金融市场。非正规金融市场利率是更高，这的确会挤出一些企业，但那些期望利润较高的企业就可以获得融资。换句话说，非正规金融市场上的利率仍然是以企业的效益和利润为基础的，在这种情况下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利率更高，是符合市场资源最优配置原则的。

但这一套逻辑用在中国却变味了。在中国有一个正规金融市场，同时还有一个非正规金融市场。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所称的“影子银行”就包括了非正规的金融，现在大量出现的银行理财产品也归于影子银行。一些政府与信托企业合作所获得的融资也是影子银行。在“影子银行”里面，理财产品和“政信合作”对应的这些金融资源原本应该配置给效率高的部门，因为它们可以付更高的利率。而实际是怎么回事儿？其实大量的“影子银行”里的资源给了地方政府。在“政信合作”里，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甚至要付更高的利率才能够获得融资。

那么，地方政府为什么愿意付更高的利率呢？它考虑的不是用这个资源投资的项目是否给当地带来回报，而是说只要能够维持运作，把现在没有完成的工程继续完成掉，至于有回报没回报，那是以后的事情，反正政府不会破产。就算项目亏损了，还会有上级政府帮我还钱，地方政府还不了，中央帮我还。尤其在今年，随着几轮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以后，现在大家进一步加强了这样的预期：我们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都是一家的，最终都是国家的，是不会破产的。既然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不会破产，当它们跟别的企业竞争金融资源的时候，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可以脱离它们的盈利能力去承受更高的利率，不断地借新债还旧债。这就是当前金融市场的状况，信贷松了，大量民营企业还是贷不到款。打个有点不恰当的比方吧，一方面是有人在用政府补贴的机器做血液透析，一方面是不少人看个门诊都挤破头。

在我看来，在某一些方面，国有企业的改革已经不是一个国有企业本身的效率和利润率高不高的问题，而是说，如果差的国有企业不能破产，如果政府总是为国有企业提供政策性的优惠，那么，“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这样的目标就无法实现。我觉得，如果哪一天我们能够从这个高度来看待国有企业改革的意义，把国有企业改革未来的路径和出路能够想得更加清楚一点，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总而言之，在中国任何一个改革，包括国有企业改革，不只是为了把国有企业本身做好，更重要的是要通过这个改革使得中国经济更具有活力，更能够长期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