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写给未来的第三封信

未来，你好，

一想到已经启程向你奔去，我便仿佛获得了重生。

这像是给一封蹩脚的情书开了头，是的，我觉得对所有惊天动地，或者昏天黑地的过往，都可以转身离去，而倾注了我所有剩余的爱的，只有不断成为过往的未来。

除夕夜就在明天，家人重聚，喝了点酒。老母亲对在香港工作的外甥女说，“那年，我们一起去了星光大道啊。”外甥女说，“是啊，可是那里面有一大半的明星我都不认识。”当然，老母亲那一代人的偶像除了秦怡近来还在拍戏，其他的，无论生死，都慢慢地淡出了。最有成就的，能够将名字留在星光大道，即使如此，年轻人还是不知道他们。于是，母亲开始唠叨起文革时被迫害至死的一批人。我的外甥女很困惑，她不了解人的命运如果一不小心与险恶的政治扯上了联系，连最起码的生命都保不住，更不要说尊严。

其实，何只文艺，科学也一样。文艺和科学的浩劫在历史书里几乎不会被提及，于是那些名字也就烟消云散了。即使是最重要的政治人物，用外甥女的话来说，她只是被要求在高考前要记住他们的生卒年月，至于被外公外婆提到的那些斗争，还有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沉入湖底的伟人像章，对她这个90后来说，听过也就忘记了。

我们总是喜欢说，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不过，也许，可能，对于比较近的历史，忘记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不太会再使用他们父辈在儿时听过，他们祖辈在年轻时说过的杀气腾腾的语汇了。什么这个派那个派的，他们恐怕只知道这是洋人的饼，里面有诱人的果酱。果酱的酱和“酱紫”的酱是同一个字，不管你怎么禁止使用网络语言，他们说这些“卡瓦依”的语言，非常国际化的“斯密达”，他们起码既不腐败也不违法，甚至够不上官方给道德败坏定的标准，我们真地需要那么担心他们被污染了吗？

相反，年轻的一代比现在已经老去的红卫兵们更知道不在公共场合大声说话，也更会在递给你一杯咖啡时面带阳光，而不是仇恨。他们会排着长长的队进入诗歌节的现场，在一个炎热的夏天，在一位来自台湾的诗人的带领下，几百人一起朗诵辛波斯卡的“在一颗小星星下”，“我知道在有生之年无法找到任何理由替自己辩解，因为我便是我自己的阻碍。”当早早退休的老一代在广场舞中消磨余生，年轻一代可能更了解和他们祖父同龄的布罗茨基和木心。是的，我很惭愧，我才知道，布罗茨基从来不提及苏联对他的“社会寄生虫”的指控以及对他的迫害和放逐，并且，他还在课堂上告诉自己的学生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赋予自己受害者的地位。我也才从一首流行歌曲里知道木心的诗“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如果我早知道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有这样耀眼的光芒，我会在为真理而辩解时多些信心，也会在为生计而奔忙时多些从容。

未来，你看，对于文艺，逝去的只有名字，不管他们是安祥的老去，还是以其他不能直视的方式。文艺获得永生，科学同样如此。于是，我相信，在年轻一代那里，有些共通的人性，那些曾经被蒙蔽了的善良，以及从来就有的丑陋，都已经被唤醒了，那都是被人类所伤害的世界和被世界所伤害的人类的一个侧脸。

我突然意识到，在知识这个意义上，我们其实并不比年轻的一代人成熟。就像我们看我们的前辈，他们那些沾满血泪的阅历，虽然并非自愿，他们愿意唠叨就唠叨吧，但我们不可能也没必要像他们那样再经历一遍，并且不断地在死和降低底线之间做出选择。所以，我们是幸福的。所以，比我们年轻的一代，也是比我们幸福的。这不正是我们为之努力的目标吗？未来，你说，你挥手告别的，不就是那些不堪的历史，而你张开怀抱，含泪等待的，不就是越来越美好的年轻一代吗？

“这个世界会好吗？”李志在他的歌里问妈妈。从妈妈的唠叨里，我们知道了自己风尘仆仆从何而来。我们都爱妈妈，但妈妈已经老了，她不可能再给庞大的问题给出简短的回答，那些竭尽全力的嘶吼，我们还是冲着自己来吧。——

“这个世界会好吗？”

我觉得，会的。

2015年2月17日新春到来之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