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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社论》:去往城市,来谈乡愁

《澎湃社论》:去往城市,来谈乡愁


不管你的乡愁是粉墙黛瓦,还是断壁残垣,是家人团聚,还是孤老病患,春节总会结束,新年已经开始,城市欢迎你。不管你用怎样的情绪和文字来谈乡愁,本质上,你在谈城市化。在这个问题上,解决问题还是得靠社会科学。
       只要你承认提高生活水平是人类的普遍追求,只要你承认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重越来越高是生活水平提高的必须,只要你承认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有利于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那么,城市化和经济活动向大城市、都市圈的集聚就是规律。为此,请让我们去往城市,来谈乡愁。
       去往城市,来谈乡愁。这意味着,在根本上,要发展农村,首先要靠可持续的、有就业的城市发展来不断创造就业并提高收入,不断地让能够并且愿意在城市中就业的农民最终摆脱土地,然后让在农村从事农业和旅游业的人拥有越来越多的人均资源(包括土地)。同时,在今天的农村,随着人口的减少,如果当地政府没有引进污染工业,如果对于垃圾的集中和无害化处理做得好一些,那么,这样的农村生态环境就变得更好了,山更青了,水更绿了,一些小动物又回来了。
       去往城市,来谈乡愁。这意味着,今天在中国出现的一些现象,是必然与城市化相伴生的,它是发展的代价,是每一个已经完成城市化进程的发达国家曾经经历的。除了一部分古村镇在发展旅游中获得新生之外,大量村庄逐渐消失,一些老宅走向凋敝。人们在去往城市的同时,摆脱了农村邻里的絮絮叨叨和对个人生活的“监控”,但也同时摆脱了熟人社会里的温情脉脉。进城的人们会被处处讲规则的陌生社会激发出乡愁,甚至把回乡的绿皮车幻想成温情的乡村,而把高铁里的整洁和安静当作冷漠的城市。但请不要忘记,我们仍然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坐得起高铁,能够在车厢里保持整洁和安静,并且进一步把这样的文明带到国外去。
       去往城市,来谈乡愁。这意味着,今天在农村出现的另一些问题,不是城市化的错,而是我们的制度没有跟上城市化的需要。比如,中国有6100万在农村的留守儿童,这不是城市化的问题,这是因为城市没有给常住人口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再比如,农村有大约5000万留守老人和1000多万留守妇女,如果不是因为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还存在着社会保障体系的分割,如果不是因为农村的土地制度还未能允许农民以合理的价格放弃土地,那么,不会有如此多的老人和妇女愿意与他们的儿子和丈夫天各一方。总之,如果不是人们总是以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来回避问题,那么就不会出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独有的尴尬。换句话说,在其他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的问题,却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那么,这就不是城市化的错,而是制度的错。
       去往城市,来谈乡愁。这意味着,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持续的发展必然对技能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城市就不用说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和现代农业科技也越来越需要技术和管理的知识。在谈乡愁的人们,如果你是博士,收入还不如小学文化的邻居二狗,你要知道,在谈读书是否有回报的时候,应该谈博士毕业之后的收入平均来看是不是还不如小学毕业生。你要知道除了二狗开企业致富了,同样小学文化的翠花和铁蛋就没那么好运气了。反过来,你要知道,不少读过硕士和博士的瓜娃子和大妹子已经改名Kelly和Jenny,成为白领和金领了。中国远远没有到担心知识无用的时候,要担心就担心那些在国内读了硕士和博士的“土鳖”们越来越不愿意当教师和医生了,从事这些职业的农村娃们虽然跳出了“农门”,收入却与他们给社会做的贡献不符,回家都不好意思见人,这不怪城市化,要怪就怪决定教师和医生待遇的制度。
       让我们去往城市,来谈乡愁。这意味着,无论在学理的层面,还是在实践的层面,任何有关城市化的种种评论,以及由这些评论引申出的政策建议和宏大战略,都逃不过三个追问:第一,如何提高农民的收入?第二,如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三,如何可持续?
       一个政策主张,必须在理论逻辑上是自洽的。更具体地来说,小农经济的主张必须同时提供可行的方案来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且在财政上可持续。否则,小农经济必然走向终结,而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潮流必定是不可阻挡的。对于仍然留恋传统落后的小农经济的人们,不妨问问正在努力摆脱小农经济而去往城市的人们,他们会告诉你,他们努力离开的家乡并不是旁观者的田园牧歌。
       一个政策主张,必须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如果仍然有人认为小农经济可以保证粮食安全,那么,不妨先看看数据,数据会告诉你,当前中国的农业产出主要取决于耕种面积,而不是农业人口。换句话说,农民进城,并不会危害农业生产,相反,如果农民进城可以减少农村住宅用地,增加农业用地,反而有利于农业生产。真正危害农业生产的是,人进城了,地却荒了,但这不能怪进城的人,只能怪土地制度和法律环境没有跟上,资本下乡搞规模经营还被视为古代的土地兼并,而事实上,如果以城市有就业和社会保障为前提,农村的土地规模经营不会增加农业社会的无业流民。
       一个政策主张,还必须是公正的。这意味着,提出政策主张的人,必须学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张小农经济的,且不说增加农业人口并不相应增加农业产出,就算是小农经济真的有利于增加农业产出,你愿意因此而呆在农村吗?如果你的父母兄弟是农民,你愿意他们为了粮食安全而终身从事小农经济,仅仅因为他们生下来的时候是农民吗?类似的,主张农民就地城镇化的,主张大城市要减少人口的,也请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为什么你自己呆在大城市。
       社会科学大量的研究告诉我们,农民是理性的。总体上来说,理性的人做出的选择是趋利避害的。至于少数事后看来更坏的结果,比如有农民用土地使用权抵押来的钱做生意,结果亏了,其实那只是市场经济里存在的风险。面对作为资源配置决定性力量的市场,政府只能更好地制定有利于人们趋利避害的制度,却不能为了防止万分之一的人做出不利于他们的选择,而在政策上剥夺所有人做出有利选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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