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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经济需要什么政策组合

(此文发表于2015年4月21日《东方早报》。)  

    当前中国经济总体形势不乐观,实体经济增长乏力,增速有所下滑,另一方面,资本市场指数强劲增长,却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撑,新一轮的泡沫若隐若现。

  我认为最近这一轮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经济周期,而是最近十多年来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质量和效率较差累积下来的后果,而其背后,则是全国各地无差异化地发展本地经济的政策倾向。更具体来说,就是土地、资金等经济资源的配置和人口流动方向出现了相反的趋势。一方面,人口仍然在向东部流动,向大城市集聚,而行政力量对资源的配置却相反。特别是在2003年以后,中国的土地供应和开发区建设更加倾向于地理劣势省份,与人口流动方向正好相反。更进一步来说,这轮的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四个方面明显的后果。

  第一,中国经济虽然自2003年之后经历了较快速度的增长,但是效率却明显恶化。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从2003年就出现了拐点,增速有所下滑。资源配置效率也是在那之后出现恶化,尤其是在中部和西部省份。

  第二,在人口持续流入的东部省份,由于土地供应相应收紧,结果导致地价和房价的上涨,而房价是生活成本中最主要的部分,结果阻碍了劳动力进一步的流入,并表现为东部劳动力短缺,以及工资成本的上升,挤压了企业的利润。这导致东部地区原本可以持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过早失去了它的竞争力,一些企业并没有像政府所希望的那样迁往中国内地,而是或者关门,或者转移向东南亚国家。

  第三,由于户籍制度改革推进较慢,累积了2.6亿未能拥有本地城镇户籍的国内移民人口。大量移民因未能在流入地安居乐业,消费受到了制约。城市化进程原本应该提升农村向城市移民的收入及其消费,但实际发生的情况却是,大量移民收入有所提高,但却未同步提高其消费。他们将钱寄回老家,成为储蓄。在一些人口不断流出的村镇,仍然在兴建住宅,建好了的房子空置率却很高。而移民在所住城市却能省则省,尤其不利于消费型服务业的发展。

  第四,中国的新城和房地产风险日益累积并且开始分化。一方面,几乎每个县都有一个以上工业园,在追求平衡的思想下,零散分布的开发区大量建设,而不少地方招商引资却不足。全国各地都盲目做大自己,据统计,全国新城的规划人口,加总起来有34个亿。另一方面,房价也开始分化,2012年那一轮的房价上涨和近期的房价下跌,都表现出一线城市房价更为坚挺,而三四线城市住房去库存的压力却非常大。

  与此同时,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债务快速增长,结果导致政府债务和GDP的比率不断攀升。尤其是欠发达的地区债务负担率更重。最近,我一直在说中国经济有“欧洲化”的风险,意思是说,中国欠发达地区债务负担更重的现象,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形成机制非常相似。欠发达地区原本生产率就较低,再加上远离沿海大港口,有更高的国际贸易运输成本。同时,由于劳动力未能充分实现自由流动,当地人口仍然需要地方政府来提高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供给。而这些欠发达地区又是中国统一货币区的一个部分,不能单独以货币贬值来提高自己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这样一来,通过借债来实现发展和提高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就成了一个自然的结果。

  当前,随着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越来越重,如何降低债务和GDP的比率已成为当务之急。如果说大量的地方政府债务被投入了基础设施和开发区的建设,那么债务和GDP的比率本质上就是一个投入产出关系,分子(债务)是投入,分母(GDP)是产出。这个比率不断上升,恰恰意味着投入产出效率在恶化。尤其在欠发达省份,投入产出效率不高的问题就更为严重。

  随着债务负担率不断上升,地方政府当前正忙于借新债还旧债,融资成本越来越高,不少地方政府融资成本的年化利率已经远远超过10%。而各类金融机构却仍然认为,地方政府债务虽然风险很高,但最终仍然有中央政府为其背书,因此,即使风险很大,也仍然愿意将钱贷给他们。结果就是,大量的资金在金融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死循环,没有有效地投入到实体经济当中去,一些高回报的民营企业却仍然面临资金短缺的局面。

  如果要把债务和GDP比率降下来,从逻辑上来讲很简单,要么,将债务增长速度降下来,要么,把GDP增长速度提上去。而GDP增长速度又有两种,一种是提高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另一种则是提高名义经济增长速度。前者必须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资源配置效率为前提。而后一条道路,说穿了就是通货膨胀。换句话说,虽然在短期内经济面临通缩的局面,而展望不久的未来,如果要将债务负担降下来,同时又没有高质量高效率的经济增长,那么通货膨胀的来临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我说的潜在的“通货膨胀”机理,有人把它称之为“债务的货币化”,道理都是一样的。

  从政策上来说,中国应加快实现土地和户籍制度双轮驱动的改革。让资源的配置适应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发展的需要。对城市的大型化发展所带来的一些问题,应通过技术和管理的方式来解决,而不是限制资源向大城市集中和人口的流动。要知道城市化和大城市的发展都有其内在的经济机理,不是靠堵能堵得住的。

  中国也并不是真的缺乏投资和消费的热点,关键是钱往哪里用?如果2.6亿的移民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他们的消费就可以释放出来。对于城市发展中产生的各种城市病,如果用技术去解决,不就是技术进步?如果用管理去解决,不就是管理创新?如果用投资来解决,不就是有回报的投资?城市病治理本身带来的就是有效率有质量的经济增长,这个道理再浅显不过,凡是帮助老百姓改善生活质量,满足人民持续增长的需求,解决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投资,都是有回报的。而对那些与人口流向背道而驰的投资,必须非常谨慎,对零散分布的开发区发展模式已经到了非清理不可的时候。

  最后,我想说,人民币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应该走上适度贬值的通道。近期,虽然贸易盈余仍然在增长,但是,是否应该人民币贬值的决定不仅应该盯住贸易盈余,在经济增长下滑的背景下,应该将货币贬值政策作为推进经济增长的手段。

  通过结构分析,可以看出,进口的下滑有些是因为能源和原材料进口减少,如果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这恰恰表明人们对于未来中国出口和经济形势不乐观。同时,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的剧烈下跌也是进口额大幅度下降的原因。如此而造成的贸易盈余上升,不应成为人民币贬值的障碍。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我们所说的贸易盈余的持续增长仅仅是指经常项目。当前中国居民大量出国旅游和购物,包括将孩子送到国外上学,这些本身就反映了人们潜在的需求,本质上是一种“进口”,却未体现在中国的进口数据中。但是这种境外消费本身也反映了人民币和其他货币之间的比率关系。如果人民币能够贬值,这些潜在需求就可能转向国内。

  更进一步来说,如果人民币走上适度贬值通道,那么,中国的资本账户开放进程就应相应放缓。在经济走向下行通道的时候开放资本账户,并非明智之举,很有可能导致大量资本外流。而一旦资本外流就很可能回过来逼迫人民币进一步贬值。因此,我认为中国当前应该走国内提升效率,促进增长,加上人民币贬值,加上推迟资本账户开放这样的政策组合。我认为,这个政策组合要好于人民币坚挺、资本账户开放、资本外流,最终回过头来逼迫人民币被动贬值的结果。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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